老婆在客厅看《浪姐》，我在书房总是会分出一根线程去听“发生了什么”。

昨天那一期，淘汰的是当初《甄嬛传》里安陵容的饰演者陶昕然。于是，在昨晚之后，网络上出现了一种“集体感慨”——安陵容的扮演者陶昕然，就连在节目里的命运，也跟她在《甄嬛传》里的命运是一样的。

《甄嬛传》都二十年了，她还被困在角色里；而《浪姐》昨晚又因票数太低被淘汰，也像极了安小鸟的剧本：很努力，很用功练才艺，最后还是小鸟的命运。

我对综艺节目虽然没太大的兴趣，但对于这种“命运的共时性”尤为敏感。所谓的“共时性”，简单来说，就是在没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出现的事件之间看似有意义的关联。比如前几天发表的《第一千篇》，是我 2021 年就保存在草稿里的内容，只是我的博客刚好在我生日当天完成了第一千篇，于是这种巧合的“仪式感”会让人本能地去贴靠各种“巧合”的部分。

在我看来，共时性更像是一种人们的确认偏差所造成的“巧合堆砌”，就如同墨菲定律一样，越是害怕倒霉的事情，就越会关注倒霉发生时的那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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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第二天，我看到了很多关于陶昕然、《甄嬛传》与浪姐的切片剪辑。人们在评论区纷纷感慨人生如戏的部分，也在同情安陵容式的结局。我很认真地看完了这些切片，突然意识到另一个让人背脊发凉的事情。

人们到底在同情谁？是陶昕然？还是安陵容？

很早以前，我看过一个关于哈利·波特扮演者丹尼尔·雷德克利夫的采访。他表示自己的演艺生涯，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成功，而是摆脱哈利·波特这个角色。另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演员，《小丑》里小丑的扮演者希斯·莱杰，在一次采访里表示，自己对于这个角色的准备工作过度沉浸，从而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心理负担。

并不意外插曲部分：希斯·莱杰自杀后，公众媒体把目光转向了曾经与他拍过《断背山》的杰克·吉伦哈尔，认为他们会因为一部同志剧情片而产生剧本以外的“情感”，于是很多媒体都开始侧重描写杰克对于希斯离世的悲痛情感。

我以前看过一个国外话剧演员的采访，她提到了她对“角色”的理解：她不希望接到那种可以让大家记住的角色，一旦深入人心，命运也会跟着角色走。

乍一听，充满了玄学的意味。但如果从共时性的角度，一旦这个角色太过精彩、深入人心，角色剧本很容易被观众代入到演员身上。就像容嬷嬷的扮演者李明启老师在街上被人砸鸡蛋一样，她最入木三分、深入人心的角色，就算让你说，你大概也只能记得《还珠格格》里的容嬷嬷，和《水浒传》里的王婆。

回到那个“背脊发凉”的问题：人们在同情陶昕然时，到底在同情谁？

在那些感慨的评论之中，他们又把陶昕然和安陵容这个符号划上了等号。

那到底是陶昕然走不出那个角色，还是看客们不愿意安小鸟飞出那个命运的鸟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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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看到一位博客创作者在关于页面写的一句话：

我一直很矛盾，一边想在网络上虚构一个我，一边又想将真实的自己放在网上。

安静角落

我会将这个“虚构的我”看作是“角色”。角色的意义不是“我在扮演谁”，而是“我希望你认为我是谁”。这大概也是我非常厌恶现代流量小生演技的问题——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演技可言，而是在扮演粉丝金主们最爱的那个“人”。所以我会觉得角色和戏是完全割裂的两套系统，剧情管剧情的推进，而演员就是演员自己，比如“粉底液将军”或是“硬刘海军人”。

但问题是，“真实的自己”是不是本身也是一种“角色”？是自己努力想要表现出所谓“真实的自己”。比如我很难向人解释，我在写博客时，到底是不是在做一个真实的自己。纵使我在博客的诸多文章里，非常冷漠旁观地拆解过自己的童年、经历、想法，我也在尽量避免用大段借用他人的背书，来总结我对世界的看法，但“我”依然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可以被人喜欢，可以被人认为是“一种智性符号”，但也可以被人看不惯。

于是，“虚构的我”和“真实的我”出现了重叠和分裂。虚构的部分既可以反映自己的真实，而真实的部分也可以被别人一口咬定就是虚构的。直到人们自己也混淆了这两个“自己”——这个时候，我往往会建议别人再抽出一个第三视角，不是拍电影时的导演，而是一只躲在拍摄场地横梁上、没人发现的老鼠的视角——“谁在期待你成为谁”，以及“你在期待你成为谁”。

这或许很抽象，但它可以具体到像是在穿脱一件衣服。

举个例子：以前我们在做话剧疗愈时，分析过这样的案例。一个银行职员，每天在银行，无论是面对客户还是领导，都尽量让自己保持卑躬屈膝的人设。久而久之，她在现实生活中也变成了这样的人。每一段关系都像是当事人会在最后一刻，用手指点下评价按钮一样。她非常担心自己的某些行为会导致别人对自己的差评。以至于她的这种小心翼翼，也开始让身边的朋友觉得她有了距离感，甚至认为她对情感不够“真心”。而她的出发点很简单：我不希望身边的人因为我生气。

“你在现实中，也是一个银行职员吗？”

“我觉得我不是，我也尽量避免。”

“那你允许别人为现实的你打差评吗？”

“我不想，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是现实有评分按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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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陶昕然的“安陵容”标签，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观众将她与之划上了等号；而现实的部分，就是我昨晚看到她在得知自己全场最低票选时，仍然努力地保持微笑，就像剧中的安陵容在每一次失望时的自嘲与释怀一样。我不太清楚这到底是她的性格使然、还是观众期待，让她克制住自己的情感，而被裹挟进了一副皮囊之中。

而银行职员，更像当她穿上那件银行工作服时，必须保持微笑、礼貌，任凭他人朝自己发泄不满。但在她本该脱下衣服、做回自己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的衣服下面早已经不存在那个所谓的“自己”了。

我在《认知束缚》的内容里有过这一章节的描述：

• 首先，你需要意识到自己是否有这样一件，穿上就需要扮演某种“人设”的“衣服”；
• 其次，这件“衣服”能不能被脱下来？
  • 还能穿脱自如，那你在某处做了“孙子”，就应该在另一处做“老子”，来平衡这种能量。比如银行职员长时间卑躬屈膝的身份，在现实里，她应该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发泄和评价他人的机会。得先学会释放能量，再来考虑是否存在“踢猫效应”。
  • 这件衣服穿上了就不想脱下来。那就搞清楚“为什么”？这不是对错问题，而是给自己找到一种有意识地、更舒服地穿着衣服的状态。
  • 脱不下来。那就考虑脱不下来的后果是什么，若能承受，那就接受。
  • 我觉得挺好。那就挺好。
• 当“衣服”和“肉”长在一起时，想要撕开它并不意味着是一件好事，很有可能会让自己备受折磨，甚至在衣服之下，原本的肉早已不存在。

所以，在此之前，在选择“人设”之前也需要考虑清楚代价为何。就拿我自己举例，我把博客作为创作能量的宣泄口，这种能量包含我的攻击性、我厌恶的情绪化、我需要缓解存在性的焦虑感。这是“真实”的部分，但这样的宣泄必然会导致一些人的不理解和不接受，甚至觉得被冒犯，那我是否要考虑这群人的“感受”？而我一旦考虑他们的“感受”而改变创作风格、内容，那我还是“真实”的吗？

搞清楚这些纠缠在一起的问题，最终得出的可能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结论：我写我想写的，所以无法让所有人喜欢；我写大家喜欢的，但我在杜撰一个虚假的自己。

既要又要的结果，就是什么都得不到——当然这样也不需要为得到之后付出相应的代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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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陶昕然是否无法脱下安陵容这件“衣服”，只有她自己清楚，而观众愿不愿意她脱下这件“衣服”，或许面临的就是观众不再记住她、不再喜欢她、觉得她除此之外不过如此的代价。

对我而言，我最害怕的是大家同情我，不是因为“陶昕然”，而是“安陵容”这个符号。

她不是安陵容，是陶昕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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