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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8｜理性选择的幸福还幸福吗？
先回顾一下这周的莫比乌斯。
之前在完成“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天然矛盾之后，留下了一个有关“权力”的话题，即一个人无论如何是否向读者自证，其实都被裹挟进了权力的漩涡之中，这便是权力的三元悖论。
因为一则有关自己童年的留言，我打算用我的文字重新翻译这个故事。他在生活里，处决了一个故事里的自己；我在故事里，试着救赎一个生活里的他。
我虽然是一个很看重“程序正义”的人，但最近也越来越发现，程序正义似乎反而是导致人“吃亏”的根本——特别是当所有人都不尊重程序时，尊重程序的人反而成为牺牲利益者。
正式开始在博客里聊聊何为“他人即地狱”，这也是博客在第五年以来越来越偏向“人与人”，而非“自我思考”。
从一件被人造谣抹黑是 Gay 的趣事开始，来聊聊人身攻击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效（并不是在教大家吵架啦）。
在冲动消费面前，理性到底有没有用？
收到朋友@LQQ 发来的私信，想和我讨论几个有关“幸福”与“理性消费”的话题。引发话题的是一段王俊凯粉丝宁愿花30块钱坐硬座，也要买一张超万元黄牛票看演唱会的 Vlog。
《11400块两张超远看台票！怪不得都说女人钱好挣 岂不是便宜了黄牛》
比起视频，有一个更有趣的事情——即人们是在那一刻分出了“立场”？特别是有关女性追星的相关话题，更容易分出立场。
就比如这条视频的播放与跳出率，更明显地能看出大家的“结论点”。
关于这条视频的个人看法，我肯定是认同并尊重的，因为个体的选择本身不存在“对与错”，只有将自己的标准用于审视别人时，才会有对错之分，甚至还可能通过证明他人之错，来确定自己是正确的。
如果这个人是我的女友、老婆呢？我还是会支持。前几年苏打绿还在全国开巡回演出时，我跟着我老婆跑了好几个城市，虽然不是场场都看，但既然她想看，我觉得是“应该的”。这个“应该”先按下不表。
在苏打绿的演唱会里，最有趣的一场，是香港首场。第一天的吴青峰，因为在现场看到私生粉，对某一侧的看台产生了强烈的生理性厌恶，以至于与这个看台的互动变少。在看完演唱会后，我老婆突然启动了“理性模式”，开始分析吴青峰作为一个歌手的行为，甚至觉得他不能因为个人好恶的问题，导致舞台演出的“违约”。
于是，她跟朋友去看了后两天的场次，我并没有再跟上。与第一天不同的是，看完二、三场的她俩，明显又“幸福”了不少，开始把第一天理性思考的部分都进行了覆盖，比如认为第一天状态不好是在恢复，是因为私生粉影响了表演等等。
有这个对标，我也突然开始思考“理性”是不是件好事？
这位同样写博客的朋友 @LQQ 还问了我三个很棒的问题：
- 你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理性消费？
- 你愿意为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付出多大的代价？
- 一个人为了追求幸福而牺牲生活舒适度，到底是清醒还是偏执？
其实这三个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前置问题”，也就是我恰好在上周 Newsletter 里聊到的“代价论”。
先回顾一下所谓的代价论：人在做出某项选择时，也应该考虑其代价的承担情况，甚至提前预判可能的最坏代价，且不能将其代价转移至他人，或是归咎于他人。
什么才是真正的理性消费？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代价论”并不是一个标准，而是一个人在自己做出选择时可以引入的思考路径——特别是面对一些冲动选择时，理性地思考代价部分，可能有利于做出理性判断。
比如我最近在考虑是否在 17PM 年年焕新的区间内，换成 iPhone Duo。我会把这件事拆成好几个维度来思考：
- iPhone Duo 是否满足某种实际刚需？
- iPhone Duo 的客观数据。例如软件适配情况；
- iPhone Duo 的主观数据。例如机构评测、来自信息茧房的用户体验，以及信息茧房以外的用户体验。
当理性介入后，我才会列出与之对应的代价：
- iPhone Duo 作为苹果首款折叠屏旗舰机，可能会存在部分硬件问题 → 我是否可以承受这样的“代价”？
- 历史里的客观数据：iPhone X 作为首款无按键屏的产品，也确实存在诸多硬件层面的问题。
- 历史里的主观数据：当年我没有选择购买 X，而是选择了 iPhone 8 Plus → 历史上，我趋于保守选择；
- 目前正在使用的 17PM 将会失去可以折抵6000元的年年焕新资格，在次年作为折抵机时可能只剩余4800元 → 我是否可以承担这个“沉没成本”？
- 关于“身份标签”的丧失，虽然我不在乎这件事，但对于一些追求最新机型的消费者来说，会觉得没有 iPhone Duo 是一种落队，那这本身也是“代价”之一。
这也就是我自己坚持的“理性消费”——可以通过引入“代价论”，重新思考买与不买的损失分别是什么。当然，大脑会比我们更优先地欺骗身体。
你愿意为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目前已经放弃购买 iPhone Duo，但这个例子可以继续下去。比如我已经决定要购买，但市面上已经无货，且通过官方也要明年年初才能拿到。但同时，我也有黄牛渠道，可以在加价5000元后拿到现货，我是否选择？
那接下来讨论的就是“代价”里的一个特殊类别——溢价。
这里我先要解释一下我的价值观，我认为“黄牛”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职业。特别是一些限量版的物品、排长队的餐厅，或是需要花大量时间精力才能完成的事情。但也仅仅是这些事情我会选择黄牛，因为给出的溢价对我而言是购买了一个人的“时间”，是他替我守在网页前、排长队，或是挤破了头才能抢到一件商品。
也就是说，我会把一些二道贩子的溢价视为“时间的折算”。那如果我需要马上用到 iPhone Duo，希望成为最早一批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是果粉的人时，这5000元的溢价，我本身是认可的，也是我所能承受的代价。
但是到了这个层级，对于溢价的认定，就很难再完全由理性干预了。就像是 @LQQ 在这个问题里的补充说明：
假如你最喜欢的歌手一生只开最后一场演唱会，原价900元的票需要5700元才能买到，你会买吗？
我很难理性地说买或不买，因为此时此刻的溢价不再完全是对于稀缺资源的购买，也可能直接购买了“我不想后悔”的心理感受。就像我老婆想去看苏打绿的演唱会，我觉得是“应该的”——是因为我当年错过了 Linkin Park 的演唱会，两年后，主唱 Chaz 自杀了……
一个人为了追求幸福而牺牲生活舒适度，到底是清醒还是偏执？
关于“你愿意为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热爱本身是不是存在条件与门槛。例如，我热爱写作，哪怕此时此刻我电脑爆炸了，我仍然可以找出一张纸、一支笔出来写，而不是因为电脑损坏了，我的热爱也跟着消失了。同样，Linkin Park 的主唱自杀后，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一切都消失了，我还是可以随时打开他们的专辑听歌。
把这个“我会后悔”的情绪暂时剥离之后，才能回到上一步的“理性思考”。
不过，很可惜，这种“我会后悔”的情绪就是大脑对身体的欺骗。就像跑步的前十分钟，大脑通过暗示身体出现各种反抗反应：腿快断了、心率飙升、呼吸急促、再跑下去就会死——但是身体扛过了最初由心理引起的生理反应之后，也就夺回了所谓的身体控制权。
所以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的本质——一个人为了追求幸福而牺牲生活舒适度，到底是清醒还是偏执？
我以前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因为犯罪被抓进了监狱，我会放弃写作吗？很显然不会，可能在那种环境里，我会写出更现实的、同时把想象力榨干的作品。当热爱本身不存在条件时，其实要思考的就不再是我会为它牺牲什么，而是我是否随时随地都可以追求这个热爱。
话题走到这里，难免会抽象起来，因为热爱、幸福是比起“花30元坐硬座看万元演唱会”更抽象、更没有个体标准的事情。
有人旅游可以住最便宜的旅馆，把钱都花在更“值得”的事情上；但我觉得出门在外最重要的是睡好，其次才是玩，所以我会把更多钱花在住上——这两个标准有对错吗？显然没有——一个男性花高价购置电竞设备，与一个女性为偶像花钱千里奔波，这两件事也没有对错。那这个问题就被绕回来了——到底是谁在定义这些？
理性选择的幸福还幸福吗？
就像是在这类追星视频下，总有人嘲笑追星族一样，这些追星族又在自己的世界里过得很开心。一旦彼此都需要向对方证明自己是“正确”时，才是矛盾的根源。
就像这个问题本身，清醒还是偏执的评价，也是来源于我们站在外部对一个人行为的评价；反过来，就算自己自认为清醒，也可能会被他人评价为偏执。如果抛开这些外部评价，决定本身是自己的，同样的“代价”也是自己一人承担。
图穷匕见，标题的那句“理性选择的幸福还幸福吗？”其实问题不是在于理性选择对不对，而是这个幸福和不幸福到底是谁定义的？
一个女孩花高价去看了一场自己喜欢的明星的演唱会，她在那一刻因为热爱感受到了开心，那就是她的幸福，再用理性去分析这件事本身已经没有意义；反过来，当我理性地分析我不需要更换 iPhone Duo 后，身边的朋友都换成了 iPhone Duo，也不能反过来证明我的决定是错误的。
当然，觉得追求热爱需要花高价，我会建议回到第一步，用理性暂时干预选择本身，把那些假设的部分都一一剔除，回归到一个最本质的问题：“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它？”
番外话题
在引入代价论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前置问题”——“视角问题”，即当事人是否后悔？比如一个人花了30块钱坐硬座去看了一场万元票价的演唱会，并因此获得了满足，相册里储存了足够他每天发一条朋友圈、发好几年的回忆。只要他觉得是值的，旁人很难干预他的认知。
但如果这个人在某一天“后悔”了呢？比如当他要开始偿还信用卡、要靠泡面过日子，才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冲动消费时，我认为这是“代价”的部分，并不能因为这个代价，就完全否定他当初在演唱会现场实际感受到的情绪。
还有一种隐形的，是“内伤”，即既想要证明自己当初没有冲动消费，但又因为现实情况开始产生自我怀疑。因为自我怀疑有可能会全盘否定他当初做出冲动消费的决定，甚至因此否定自己获得的真实体验。
这个之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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