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很喜欢聊对与错、高低级的人，但有些事情有明显的“层级”问题，比如认知、主体性，以及今天要聊的“羞辱”。

前段时间，我跟老婆帮着狗公园的老板娘处理她被造谣抹黑的事情ⓘ，也顺便知道了其实我们自己也在被造谣抹黑的对象里。

我们本身也会讨厌公园的一些狗主人，但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发现了“程序不正义”的地方。比如，一个主人把一只狗长期寄养在公园，却口口声声说自己爱狗；或是自己的狗在家里被宠上天，以至于无法顺利社会化，导致狗很没有社交礼貌。我们也会通过狗的情绪稳定性去观察一个主人的情绪稳定性。所以我们会本能地远离那些情绪不稳定、声频尖锐、焦虑情绪严重的狗主人。

相对的，我们在其他狗主人眼里，也是“不好惹”的存在，也有一些人会对我们产生这种“厌恶”，特别是我们本身不合群，不会参与他们的抱团活动，甚至我们会在面对他们时露出漠视的表情——这种漠视，对于一个长期缺乏关注的人，是极其致命的，特别是那些努力想要维系“好人设”、通过被他人追捧获得存在感的人。

所以当我们在“讨厌”一个人时，多半那个人也在“讨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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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我们很讨厌公园的一只肆无忌惮的小狗，它会通过叨其他小狗的屁股来博取关注，特别是有人因此将它与其他狗分开、抱在怀里时。而它的主人，几乎都是把小狗寄养在狗公园，偶尔会以“我好爱狗”的人设来公园与狗互动一下午。

所以对这个狗主人（且是股东），我们几乎没有好脸色。当她需要整个公园的狗和人都围绕着她时，我跟我老婆往往都坐在远处、完全没兴趣参与其中。以至于这个狗主人也向老板娘表达过她讨厌我们，以及追加了一个有关我们身份的评价：那个女的像个T，男的像个Gay。

这大概是她能想到最“狠”的羞辱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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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件事拆开，你会发现乐趣本身。

同样的问题，发生在这个股东煽动公园员工倒戈、背离公园，并在外造谣抹黑狗公园虐狗之后。她纠集了一群狗公园的客户，开始在微信群里各种杜撰有关老板娘的“黑历史”，羞辱的内容一般都是围绕着这几件事：

• 虐狗；
• 生活不检点；
• 没人要。

如果把这些事情反过来作为魔法攻击，你会发现它们也能同样命中这些造谣者本身。例如，一个养狗爱狗的人，怎么可能接受别人质疑自己有虐狗行为；而一个女人被说生活不检点，几乎可以说是从人格上进行了毁灭；至于没人要，更像是这群抱团的人用来自嗨的筹码。当他们绑定得越紧，那个被孤立的人就越能说明群体的“正确性”。

而以上的攻击点，只要形成“自证陷阱”，几乎当事人在里面都无力招架，特别是当当事人必须为这些指控自证清白时，都会跌入前两天提到的那个三元悖论之中：

• 你保持沉默，对方认为你默认了。
• 你出面澄清，对方认为你急于辩解。
• 你继续参与，对方认为自己成功地把你拖入自证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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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在厌恶这个狗主人时，也是在构建一个“自证陷阱”——即，你根本不是真的爱你的狗。但区别在于，我们攻击的是“行为”，而对方，包括这些造谣抹黑老板娘的人，是在试图通过攻击“人格”的方式来占领道德高地。

所以我刚才才总结到：这大概是她能想到最“狠”的羞辱。因为一旦上升到“人格”，几乎就不允许自证了。这也是这些人面对自己的恐惧时，能想到的最“狠”的攻击方式。换句话说，那些造谣他人生活不检点的人，其实最恐惧的也是自己的贞操被人质疑（即荡妇羞辱）；或是造谣他人没人要，从而来证明自己的归属感，以及自己“有人要”。

要搞清楚这里面的逻辑，就得翻出这个博客的“老朋友”：

男性的原始动能是尊严，女性的原始动能是爱与归属。

这是生理结构所决定的，或者说是激素水平所影响的。也就是说，从这两个点去攻击男性或女性，更容易命中要害。

例如，你骂一个男人没人要，他不觉得有什么；而如果你骂一个男人丁克是不是因为生不出孩子，就直接质疑了他的性能力本身，而性能力对于很多男性而言，是与尊严直接挂钩的。同样的，你质疑一个女人不好看，对她的影响并不大；而如果质疑她就算化了妆，老公也不爱她时，就直接攻破了她的“归属感”。

所以刚才提到的那个股东，在对我跟我老婆进行人格攻击时，她用的是“女的是T、男的是Gay”。她在试图从根源上毁灭女性在“正常夫妻关系”里的归属感，但她又打不中我们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建立的归属感是对内的，而不是向外证明“我们彼此恩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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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叠加说明一下，我并不是在教大家吵架，而是试图通过拆解这些吵架背后人们用怎样的方式攻击他人，或是搞清楚哪些点更容易攻击到自己。那些容易让自己动怒的羞辱，不如回到“男性—尊严；女性—爱与归属”的结构里，去理解自己生气的原因。就算要反击，也得搞清楚对方最弱的点是什么——一般来说，他们攻击的点，其实就是他们从自己身上能想到的、最害怕的东西。

再举个例子，我作为一个创作者，如果从我自身出发去攻击其他创作者，“你写的东西没人看”就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就算被攻击者午夜梦回，想起自己博客可怜的访问数据，会觉得丢脸，但这种情绪也很容易被其他事情覆盖过去，比如“我设计得比你好看”。

那真正要攻击的点，是创作者越是在作品中表达自己所厌恶的、并以此作为对比来证明自己正确的符号，这个符号往往也越是他们身上最隐蔽的部分。比如，有人厌恶他人爹味重，其实自己往往也会通过说教来说服别人，让别人跟自己同仇敌忾地对抗爹味。

但如果这个人主动承认自己就是有“爹味”呢？比如 @SEISAMUSE 就在博客里拆解了自己身上的“爹味”，那旁人再以爹味重去攻击他，几乎就无效了。

我把这种试图通过攻击他人能够轻松承认的事情，视为“最低层级的羞辱”。比如真到了当面对峙时，那个女的指着我们的鼻子骂：“你你你是T，你你你是Gay！”真正侮辱她的，是把她也拖入自证陷阱。

“对啊，我们就算是，也很相爱，也没见过你跟老公一起来狗公园陪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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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说，能跳脱自己的厌恶，去理解对方，并找到对方最害怕的点，这大概才是真正的“换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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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并不是在聊渡边淳一的《失乐园》。失乐园这个词，可以更早追溯到1667年约翰·弥尔顿的无韵诗《Paradise L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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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楼下有个幼儿园，昨天我还在频道里聊其他事情：

过于直观的生育率：楼下幼儿园，一个班9个孩子。以前一个班至少20个。

早上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小男孩，看他背的书包，读的就是这个幼儿园。他一脸难过，扯着妈妈的衣角，抱怨自己不想上幼儿园。他妈妈玩着手机，随口问了句：“为什么？”

小男孩：“我觉得不快乐。”

妈妈：“怎么不快乐呢？”

小男孩：“他们都不愿意和我玩游戏。”

妈妈：“那你就找老师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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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最近狗公园发生了些趣事，关于这些趣事的进展，我也是留在频道里聊的。总之，狗公园从一开始每天有个20、30只狗，现在锐减到不到10只。每次带家里两只狗去公园玩时，我们也愿意待在那里陪陪它们。

没有了那些高频的惊叫、逃出零食让所有狗围着自己、命令自己的狗要跟谁玩、不能靠近哪里、这不能闻、那不能吃的人，公园安静了很多，狗也快乐了不少。

期间也会发生各式各样的冲突，但人几乎不会去干涉狗之间的冲突，因为一个零食、一根刚叼来的小树枝，甚至谁可以争宠、谁叫得让别的狗嫌烦。狗和狗之间处理完冲突，很快又会玩在一起。

但人不一样，人与人的矛盾如果没有隔夜仇，大概率会被人认为没心没肺，甚至觉得让人多留一个心眼是居心叵测。更何况，隔夜仇还可以用来作为道德绑架的资本。就像一些狗主人在狗之间发生冲突之后，会用人的认知去理解这种冲突，从此之后看到这条狗都会绕道而行，甚至还要给自己的狗讲道理——“不要和它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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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也被干涉过“和谁玩”，被干涉的原因很妙——是我被对方欺负了，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而是我父母发现后，才告诉我事情的真相。一个比我年长的姐姐，总是给我取各种外号，直到被我父母听到，这件事才得以“解决”。

但这件事本身有好几个微妙的矢量。

• 我不觉得自己被欺负；
• 对方是不是在以此作为霸凌我的方法；
• 我父母觉得我被欺负。

缺少了其中一个，这个关系都会继续维系下去。但人就是人，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人性本恶”，而在于每个人参与其中，都可以拥有与之对应的“正确”解读。

而狗群之间的冲突，就是单纯的力量压制。妄图骑跨其他狗的狗，被一通教训之后，就会长记性，从此之后也不会再试图做出越界行为。反而这个时候，如果有人为介入，比如安抚那个因为骑跨其他狗而被揍了一顿的狗，被安抚的狗反而会觉得自己“做对了”，下次就会更加变本加厉地通过骑跨的方式，索取主人的“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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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失乐园》。

撒旦化身为缠绕在智慧树上的蛇，诱骗亚当夏娃吃下禁果。上帝从一开始就知道人类终究会触犯这样的命运吗？在《失乐园》里，约翰·弥尔顿把这一切都归功于上帝的神威。他虽然给人类下达了禁令，但是也知道他们终究会违背禁令。而这一切，正是因为骄傲、不服从权力的撒旦背叛上帝后，留下了隐患。

骄傲导致反叛，反叛导致惩罚，惩罚即为堕落。

人们的理解是线性的，也可以通过故事进行自我拓展和衍生。就像两只狗发生了冲突，很多人会用人类的视角去理解冲突本身，以及用人类的行为干预狗与狗之间的重新社交。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干预他人的“上帝”：指导、禁令、预判、干预，只要他们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就可以将对方驱逐出原本的“伊甸园”，把对方拖入自我的地狱之中——即“他人即地狱”。

其实这个词在这个博客里已经存在很久，而且很多文章都会用到这个标签。接下来，这个系列会用另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词：

如果没有他人，我还需要乐园吗？

就像最开始的那个小男孩，如果幼儿园一个班里只有他一个人，他还愿意去上幼儿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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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猫架、拧螺丝的时候，想起了一个“常识”——不过我至今不觉得这是一个“常识”，可能只是一个在记忆里被保存然后被篡改的部分。小时候陪我爸安装家具，他会让我帮他拧螺丝，但会特别强调一句：“不要拧死，最后全部拼接好后再拧紧。”

问及原因，是担心在拼装的过程中，一个螺丝发生了偏差，可能会导致其他部分也跟着变形。不过随着工业化标准的发展，这种事情也越来越少见——但我也确实因为一口气把螺丝拧紧发生过错误，并不是变形，而是没有看清楚螺丝的尺寸，把一根更长的螺丝拧紧在了不匹配的洞里，导致螺丝穿过了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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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观察过一个在篮球场教自己儿子“如何给自行车上锁”的男性。他每天把心爱的摩托车锁在本不应该停车的篮球场边上，下雨天要遮雨、晴天要洗车。一连好几天，我都看到物业在他的车上贴了提醒此处禁止停车的通知单。直到最近，那辆车被强行拖进了车库，在里面甚至都落了灰。不知道那个每天把车视作珍爱的男人，在看到这一幕后，会作何感想。

这两件事本质上却有一样的韵味——拧螺丝之前先确定尺寸，避免一口气拧紧，也是为了最终确定尺寸是否合适；以及停车之前先搞清楚场域内的停车规则，避免自己的行为对他人造成困惑和影响。最开始确认的那件事，也就是所谓的“程序正义”。

不过，就算没有尊重“程序正义”，也可以把责任归咎给别人。

比如，昨天看到一个想从车库倒着车离开车库的人，车库抬杆并没有正常识别他的车牌，他便用手机拍摄前保险杠上的车牌，拿到识别器前面，想用这种方式从车库出口倒车出去。在一旁目睹抽象操作、已经彻底无语的管理员让他想办法掉头出来，那个开车的人倒是理直气壮地凶回去一句：“前后车牌数字都是一样的，凭什么不让我出去？”

这个灵魂拷问不禁让车库管理员失了语，我这个路过的路人都为之虎躯一震。

你别说，这个灵魂拷问还真不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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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程序正义”也有让人“犯蠢”的时候。

比如有一次，我跟老婆逛完山姆出来，在饮食区吃刚买来的熟食时，我打算去买点喝的。我买了两个“杯子”，去接饮了两杯可乐——直到我端回到桌上，才意识到自己有多“蠢”——两个人，我竟然花了两份饮料钱。按道理来说，会过日子的精明人，应该只买一个杯子，因为一家人喝一杯水也是喝，没必要再多掏一份钱。

我当下就在自嘲，这是我从小到大“脑子转不过弯”的表现：写着一人一杯，我就会一个人买一个杯子，想不到这个程序之外本身可能存在“游离空间”。不过这件事也要分两说，两个人买一个杯子这件事本身是不是“合法”的，或者说是否是“程序正义”的。有可能我这种严格遵守一人一杯的人，会被认为是蠢，远远不及那些还可以用一次性手套打包各种免费酱料的人……

这件事越说越觉得“吃亏”，就像是一口气把螺丝拧到底一样，一颗错位，导致后面的结构都跟着错位。

当然，这个“蠢”的评价是我从小就被别人贴上的。比如在香烟摊前面见到 100 块钱，我捡起来就给了烟摊老板，说他的钱掉了。这件事我从五岁被亲戚们嘲笑到了十几岁。如果让他们知道我在山姆是按人头买饮料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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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文章没有结论：似乎程序正义在避免人吃亏，但又在逼迫人们吃亏。

就跟那根螺丝一样，拧到底，或是故意不拧到底，它终有一天都会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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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系列并不是单纯回顾自己的童年，而是前几天一个朋友给我留言。

虽然他在留言里用了一句“这些故事告诉你，希望能作为你的灵感”，但能感觉出，他在说出自己的童年经历时，也算是一种自愈的过程。但要说如何解决，其实都只是书本知识上的那些所谓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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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我的语言，简单复述一下他提到的故事：

他小时候在经历父母离异后，被安排给了爸爸。那个时候他已经上小学，已经能够理解何为离婚。他第一次求妈妈，是在他们决定离婚之后，希望能跟着妈妈，但他妈妈只是看着他，说了一句“你越来越像你那个爸了，我不想看到你”。

初中时，他辍学了，原因是他爸把家里的钱都赌光，还欠了一屁股债，他每天都躲在惊恐中活着。那一年他又找过妈妈一次，但那一次他妈并没有出面，而是一个陌生男人把他揍了一顿。两个人在派出所做笔录时，他一个劲儿地解释希望有人认可他这是家庭纠纷，但那个男人并不认可这个法律上的“继子”。最后他妈迫于压力，还是前来派出所作证，只是说了句：“他不是这个家的人。”最后派出所以民事纠纷处理了这件事。虽然他拿到了一笔因为被揍而获得的赔偿款，但也彻底买断了他跟他妈的关系。

再后来，他爸因债出逃，再也找不到人。他代替了父亲的职责，开始照顾他的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去世时，他一直觉得爸爸会回来分遗产，但他再也没出现。他拿到为数不多的遗产后，彻底决定自己孑然一身活下去。

最近，他妈被查出癌症，突然联系上他，希望他能帮自己养老。他拉黑了所有亲戚的联系方式，对自己自我攻击了好长时间。前段时间看到我在博客聊关于“内耗”的话题，他释怀了不少，觉得自己把自己困在了一个“内疚”的情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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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这个故事看完，我其实并没有多少作为一个读者应该有的“触动”，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会这样选。我甚至会更狠地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让她被生命仪器延续着物理生命，耗尽她最后的积蓄，任凭她祈求着我给她一个痛快，而我就在这种“尽孝”的表演之中，实施她曾经抛弃我的制裁。

我一开始手头在忙，先是简单地回了他一句“你做得没错”。

对与错虽然没有意义，但在这件事上，决定就像是日本执行死刑的按钮一样——安排三个人，三个人之中只有一个按钮是真正的启动键，没人知道，没人在意，而执行死刑时产生的负罪感又因为未知，被三个人自我消化。所有人都觉得“他”的死与己无关——就算没人启动，还有一个应急开关，也会被隐藏在背后的狱警按下。

如果当这场制裁只剩下一个人、一个按钮，且那个按钮一定是启动键时，谁又敢真的按下去？下不了手，并不意味着这个决定就是错的。即使他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做出选择，真正按下按钮时，仍然必须独自面对那个决定所带来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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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真的经历故事时，生活会像飞沙走石一般，席卷、磨碎所有关于故事和角色的部分，使其成为露骨的体验。

我后来称他这样的“决定”为“处决童年的自己”：把一个原本应该理解并尊重父母养育之恩、血浓于水之情的自己，在某一个时刻连同他的经历一同处决，与过去的自己划清界限——而这种内疚，就像是确定自己按下的按钮是真正执行死刑的心理压力一样。没人支持、没人在乎，甚至那些道貌岸然的道德标高，会站在道德高墙的顶端，说出一句毫无意义的“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

他失去了向人解释的权力，因为他也失去了“讲故事”的权力——这是他血淋淋的生活，他在生活里不再觉得它是故事，也看不到人们在看故事时期待的剧情与解决方案。大多数人不再在意他经历了什么，而是他在最后做出了一个违背他们对于故事理解的决定罢了——“你怎么能不管你妈妈呢，她毕竟也是生你养你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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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接过他的故事，没有直接截图我与他的聊天内容，而是特地用我的文字，将他的独白转译成了“故事”。

他在生活里，处决了一个故事里的自己；我在故事里，试着救赎一个生活里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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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咖啡厅，带孩子出来玩的人变得多起来。比如此时此刻，在我的视野里，就有两个推着婴儿车来咖啡厅休息的家庭，他们的构造都是一样的：一对父母、一个老太太，和一个被推在车里的婴儿，而唯一的区别是，两个孩子的性别不同。

抱歉，这样的场景，我难免会先入为主地设定一些“故事性”的部分，然后再开始观察，以便“验证”这个故事的部分——比如，两个家庭会在得知彼此孩子的性别后，形成暗自比较的短暂社会关系。

也不出我所料，那个推着孙子的老太太，一个劲儿地在婴儿车前面逗自己的孙子，一会儿抱起来展示开裆的部分，一会儿“孙子乖”“孙子可爱”地夸。（我今天特地选择了一个人比较杂、比较吵的咖啡厅。）而那个推着女孩的老太太，满脸嫌弃地看着那个不肯坐着、一个劲儿在逗孙子的老太太。

不过，他们之间真的有所谓的“比较”吗？不好说，不过如果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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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似乎总是有这样的习惯：当一件事情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时，就会主动为它补充一些原因、动机，以及尚未发生的后续。只要故事足够完整，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已经理解了这件事。

昨天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让人有些毛骨悚然的帖子：

小时候做错事，母亲总是假装和第三人讲话的方式评论我，于是我哭着对她说：“你再对谁讲话，屋子里除了我还有其他人吗？”她自然不会有任何回应，只是讥讽地向旁边的空气吐槽，诸如“她这种就是不知道感恩”。

她发帖询问，想知道这是什么心理现象？

要解释这种现象并不难，但理论的部分并不能消弭“恐怖”的部分。就比如，引起这种心理现象的，有几种路径：

• 第一种路径，是这个母亲缺少被关注，所以制造了一个“第三人”来见证自己；
• 第二种路径，是这个母亲故意把女儿当做“第三人”，以切断联系和拉开关系距离的方式，进行一种疏离型的情绪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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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一个“故事”，为了让这种“毛骨悚然”可以被加剧，就必须要延展“原因”的部分，即这个母亲是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继续深入：

• 这个母亲在家里长期被丈夫、孩子无视，渐渐分裂出一个“第三人”来见证和关注自己；
• 这个母亲从小在兄弟姐妹中，就是长期被忽视的那一个。她的母亲每次在试图通过情感绑架和惩罚时，也会将她作为一个“第三人”进行疏离型剥离，以软性的威胁方式逼迫她听从父母的指令，否则她将会遭受“抛弃”。

就像之前我在《别看了，不过就是拉了坨大的》里提到的：

所谓专家，可以写一百种对男孩进行勇敢训练的方法，也会有一百种父亲不应该打压儿子尊严的警告。就像一篇全是高深理论的理性分析，用尽专业姿态展示了一番自己的独到眼光，傲视群雄，只有自己最能客观理性地看待世界，到最后也不及这个父亲的这一句话。

拉再大的一坨，也得被马桶冲走，摁下冲水键的恰恰就是在理论里被分析得体无完肤的“样本”。

“故事”和现实最大的鸿沟，不在于它是否完整地复原了现实存在的依据，而是在于，故事本身可以有解法，而现实本身并没有基于当事人的任何解法。

我想起这件事，倒不是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恰恰相反，我想起的是另一种情况：有些事情，我们其实很早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此耿耿于怀，但这些理解并不能让事情获得一个新的结局。它们只是让我们能够把事情讲清楚，至于讲清楚之后还能做什么，却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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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学时被嘲笑过一段时间，是去参加课外的英语班。来自各个小学的孩子，特别是那些从小就被培养得很出色的孩子，当我们在一个班级时，总得有一个“全班的屁都是他放的人”来成为靶子，我就成了那个“靶子”。

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记得那堂课的主题是动物园，在上课之前，老师就让全班同学站起来用英语说一个动物。到我时，我能力所能及说出的动物早就被前面的同学说完，我只能勉为其难地想起一个动物单词——kangaroo。但是我用的却是日语罗马音的方式在读，读成了 kan·ga·roo。老师先是表扬我说出了一个全班还没有重复过的单词，但同时也纠正了我的读音，还让全班跟着她读了几遍。

而教室里有几个已经成为朋友的同学（年纪比我大 2 岁），便以此在课间嘲笑我。先是嘲笑我在课堂上想要装逼，说一个大家都没说过的单词，结果发音还错了；然后开始用“康噶如”的名字称呼我……不过大部分时间我都没有回应他们。见孤立我没起作用，他们后来就换了一个人继续霸凌，当然我也因此彻底在这个暑假英语班没了“朋友”。

后来我跟一个心理医生聊过这件事，这件事对我来说本身充满了羞耻，但这件事本身并没有解法——比如，心理医生会开始一个场景模拟：这几个人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会说什么？

我如实回答：“我会逼着他们在半小时内杀掉彼此，最后我会让一个人活下来。”

心理医生一脸惊恐地看着我，倒是我安慰她——“我是在说写故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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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意成为故事，确实是一个出路，就像有些人会为一个陌生的故事感动、会因为一篇爽文到最后主角报复了所有人而觉得酣畅淋漓——但这些解法是属于故事本身的。

不过后来我倒是想到了一个解法，我就将错就错，就把故意把 kangaroo 读作カンガルー，然后笑着说：“后来成年后我学了日语，把单词都学串啦。”

这个解法，不是在解决事情本身，更像是在处决那个被逼在墙角羞辱的自己。

明天继续聊聊何为“处决童年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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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听过一个有些悲伤的笑话——甚至有点过时。

一个专栏作家突然想休息，就在自己每周固定栏目的内容里，写了一篇“告假”的文章。很快，杂志社收到了投诉信，投诉的倒不是这个专栏作家暂停更新专栏，而是有读者认为，这个作者停刊，是否意味着杂志也被缩减了页数，特别是每次印刷在这个专栏作家书页背后的“笑话集锦”。杂志社出面解释，直到把以前那个专栏作家的版面都暂时替换成了笑话集锦，才平息风波。

这个故事还有第二集，不过你大概也猜到了会如何——专栏作家休假结束，复出后杂志社又被投诉了——“把笑话集锦还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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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有些“悲伤”的笑话，是因为无论怎么解读，最终结果都可能是那个“专栏作家”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以至于他就算没有告假，就这样销声匿迹在杂志里，可能都没有人发现。但这件事本身很难以偏概全，保不齐也有喜欢他的读者，为了这些读者写一个所谓的“告假文”，又显得克制而礼貌。

我小时候，家里还订阅过“节目预告”的报纸。我已经忘记那份报纸的名字，只记得爷爷会在收到这份报纸的时候，戴着老花镜，用带着酒精味的红色记号笔，在上面认真圈画着不同频道、不同时段的节目。勾选的是他特别想看的，而一些固定的节目，他都可以熟稔于心，在节目开始前准时观看。

他有时候会抱怨，有些节目就突然结束了，是因为看到报纸的节目预告，才知道自己喜欢看的节目莫名其妙地被替换掉。

但是没有这份报纸，他很有可能也会意识不到一些节目的来去。很快，他就会找到新的、喜欢看的节目。至于那个节目要不要复播，对他而言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拿到报纸时，又可以预测下一周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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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跟一个拖延症非常严重的朋友闲聊，她说自己每天都在找各种理由拖延做事，最近甚至已经学会了给自己非常正式地写“告假书”。具体是指，她会在朋友圈感慨自己深陷困顿，感悟一番人需要坚持的真谛。但事实上，写完这些东西，看上去她马上就要做事了，但发完朋友圈本身，就已经让她觉得自己已经“不拖延”了，然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拖延。

久而久之，“告假书”本身已经不能再满足她，于是开始了更隆重的“仪式感”，比如在自己的专栏上写“自己需要假期”的原因——对，她是个专栏作家。且在听完我给她讲完这个笑话之后，把我狠狠骂了一顿，说我在把她拖到阳光下暴晒。

她甚至已经准备好要在专栏上写一篇所谓的“告假书”，谈谈她对于“给自己放假”的态度。我倒是无情，问了一句：“有人在乎吗？”

不过，她很快发现了这件事的死结在哪里——这个所谓的告假书，是为了说服别人允许自己偷懒？还是说服自己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既然是说服自己，那又为什么一定需要发出来呢？

于是，这个问题被加入了一个第三视角——自我说服的过程是否需要被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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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那份报纸，我爷爷大概率是发现不了一些节目被电视台无情砍掉，因为总有节目会补位这些空缺时段，更别说离开了这些节目他就没得看了。

如果在杂志上发布一篇“告假书”，结果根本没人在乎，原本用来自我说服的戏码，就变成了无人见证的独角戏。如果非要引入这个第三方视角，就必然会陷入奇怪的对内死循环。不过这里得分开说：

• 第三方视角是被自己操控的，与自己有同样的价值观。
  • 这件事朝着极端发展，就是弄臣与独裁者；即权力的周围是对权力的附庸，而非真实的信息。
• 第三方视角不透明，仅起到见证作用。
  • 这件事朝着极端发展，就是皇帝的新衣；为了维系权力的存在，只能自我欺骗，或是利用权威迫使他人认同。
• 第三方视角不被自己控制，可能完全曲解自己的价值观。
  • 这件事朝着极端发展，就是囚徒困境；为了澄清自己，就必须被拖入对方的自证陷阱之中，即：
    • 你保持沉默，对方认为你默认了。
    • 你出面澄清，对方认为你急于辩解。
    • 你彻底离开，对方认为自己赢了。
    • 你继续参与，对方认为自己成功地把你拖入自证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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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问题并不在于一个人是否需要被见证，而在于，当他需要第三方来确认自己的行为是否合理时，就已经将一部分判断权交了出去。

原本只是自己决定要不要休息，现在却需要考虑别人是否理解自己的休息；原本只是想结束一段争论，现在却必须面对别人如何解释自己的沉默。甚至，即使没有任何人真正表达意见，只要我们开始预判他人的反应，这种外部评价就已经进入了自己的决策过程。

人们以为自己是在解释行为，实际上却可能逐渐开始为他人的理解负责。而当一个人试图控制这种解释，或者试图摆脱这种控制时，问题就超出了自我说服的范畴。

它便开始涉及权力。

好了，图穷匕见，今天要聊的内容不是在为自己请假，而是扯出了一个更大的话题——权力的三元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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