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回顾一下这周的莫比乌斯。

• 《告假》

之前在完成“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天然矛盾之后，留下了一个有关“权力”的话题，即一个人无论如何是否向读者自证，其实都被裹挟进了权力的漩涡之中，这便是权力的三元悖论。

• 《处决童年的自己 I》、《处决童年的自己 II》

因为一则有关自己童年的留言，我打算用我的文字重新翻译这个故事。他在生活里，处决了一个故事里的自己；我在故事里，试着救赎一个生活里的他。

• 《拧螺丝》

我虽然是一个很看重“程序正义”的人，但最近也越来越发现，程序正义似乎反而是导致人“吃亏”的根本——特别是当所有人都不尊重程序时，尊重程序的人反而成为牺牲利益者。

• 《失乐园里有什么？I》

正式开始在博客里聊聊何为“他人即地狱”，这也是博客在第五年以来越来越偏向“人与人”，而非“自我思考”。

• 《“你是Gay”这句话真的能骂到男性吗？》

从一件被人造谣抹黑是 Gay 的趣事开始，来聊聊人身攻击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效（并不是在教大家吵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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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动消费面前，理性到底有没有用？

收到朋友@LQQ 发来的私信，想和我讨论几个有关“幸福”与“理性消费”的话题。引发话题的是一段王俊凯粉丝宁愿花30块钱坐硬座，也要买一张超万元黄牛票看演唱会的 Vlog。

《11400块两张超远看台票！怪不得都说女人钱好挣 岂不是便宜了黄牛》

比起视频，有一个更有趣的事情——即人们是在那一刻分出了“立场”？特别是有关女性追星的相关话题，更容易分出立场。

就比如这条视频的播放与跳出率，更明显地能看出大家的“结论点”。

关于这条视频的个人看法，我肯定是认同并尊重的，因为个体的选择本身不存在“对与错”，只有将自己的标准用于审视别人时，才会有对错之分，甚至还可能通过证明他人之错，来确定自己是正确的。

如果这个人是我的女友、老婆呢？我还是会支持。前几年苏打绿还在全国开巡回演出时，我跟着我老婆跑了好几个城市，虽然不是场场都看，但既然她想看，我觉得是“应该的”。这个“应该”先按下不表。

在苏打绿的演唱会里，最有趣的一场，是香港首场。第一天的吴青峰，因为在现场看到私生粉，对某一侧的看台产生了强烈的生理性厌恶，以至于与这个看台的互动变少。在看完演唱会后，我老婆突然启动了“理性模式”，开始分析吴青峰作为一个歌手的行为，甚至觉得他不能因为个人好恶的问题，导致舞台演出的“违约”。

于是，她跟朋友去看了后两天的场次，我并没有再跟上。与第一天不同的是，看完二、三场的她俩，明显又“幸福”了不少，开始把第一天理性思考的部分都进行了覆盖，比如认为第一天状态不好是在恢复，是因为私生粉影响了表演等等。

有这个对标，我也突然开始思考“理性”是不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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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同样写博客的朋友 @LQQ 还问了我三个很棒的问题：

• 你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理性消费？
• 你愿意为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付出多大的代价？
• 一个人为了追求幸福而牺牲生活舒适度，到底是清醒还是偏执？

其实这三个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前置问题”，也就是我恰好在上周 Newsletter 里聊到的“代价论”。

先回顾一下所谓的代价论：人在做出某项选择时，也应该考虑其代价的承担情况，甚至提前预判可能的最坏代价，且不能将其代价转移至他人，或是归咎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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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真正的理性消费？

首先，需要明确一点，“代价论”并不是一个标准，而是一个人在自己做出选择时可以引入的思考路径——特别是面对一些冲动选择时，理性地思考代价部分，可能有利于做出理性判断。

比如我最近在考虑是否在 17PM 年年焕新的区间内，换成 iPhone Duo。我会把这件事拆成好几个维度来思考：

• iPhone Duo 是否满足某种实际刚需？
• iPhone Duo 的客观数据。例如软件适配情况；
• iPhone Duo 的主观数据。例如机构评测、来自信息茧房的用户体验，以及信息茧房以外的用户体验。

当理性介入后，我才会列出与之对应的代价：

• iPhone Duo 作为苹果首款折叠屏旗舰机，可能会存在部分硬件问题 → 我是否可以承受这样的“代价”？
  • 历史里的客观数据：iPhone X 作为首款无按键屏的产品，也确实存在诸多硬件层面的问题。
  • 历史里的主观数据：当年我没有选择购买 X，而是选择了 iPhone 8 Plus → 历史上，我趋于保守选择；
• 目前正在使用的 17PM 将会失去可以折抵6000元的年年焕新资格，在次年作为折抵机时可能只剩余4800元 → 我是否可以承担这个“沉没成本”？
• 关于“身份标签”的丧失，虽然我不在乎这件事，但对于一些追求最新机型的消费者来说，会觉得没有 iPhone Duo 是一种落队，那这本身也是“代价”之一。

这也就是我自己坚持的“理性消费”——可以通过引入“代价论”，重新思考买与不买的损失分别是什么。当然，大脑会比我们更优先地欺骗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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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愿意为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目前已经放弃购买 iPhone Duo，但这个例子可以继续下去。比如我已经决定要购买，但市面上已经无货，且通过官方也要明年年初才能拿到。但同时，我也有黄牛渠道，可以在加价5000元后拿到现货，我是否选择？

那接下来讨论的就是“代价”里的一个特殊类别——溢价。

这里我先要解释一下我的价值观，我认为“黄牛”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职业。特别是一些限量版的物品、排长队的餐厅，或是需要花大量时间精力才能完成的事情。但也仅仅是这些事情我会选择黄牛，因为给出的溢价对我而言是购买了一个人的“时间”，是他替我守在网页前、排长队，或是挤破了头才能抢到一件商品。

也就是说，我会把一些二道贩子的溢价视为“时间的折算”。那如果我需要马上用到 iPhone Duo，希望成为最早一批让别人一看就知道是果粉的人时，这5000元的溢价，我本身是认可的，也是我所能承受的代价。

但是到了这个层级，对于溢价的认定，就很难再完全由理性干预了。就像是 @LQQ 在这个问题里的补充说明：

假如你最喜欢的歌手一生只开最后一场演唱会，原价900元的票需要5700元才能买到，你会买吗？

我很难理性地说买或不买，因为此时此刻的溢价不再完全是对于稀缺资源的购买，也可能直接购买了“我不想后悔”的心理感受。就像我老婆想去看苏打绿的演唱会，我觉得是“应该的”——是因为我当年错过了 Linkin Park 的演唱会，两年后，主唱 Chaz 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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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为了追求幸福而牺牲生活舒适度，到底是清醒还是偏执？

关于“你愿意为自己真正热爱的东西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热爱本身是不是存在条件与门槛。例如，我热爱写作，哪怕此时此刻我电脑爆炸了，我仍然可以找出一张纸、一支笔出来写，而不是因为电脑损坏了，我的热爱也跟着消失了。同样，Linkin Park 的主唱自杀后，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一切都消失了，我还是可以随时打开他们的专辑听歌。

把这个“我会后悔”的情绪暂时剥离之后，才能回到上一步的“理性思考”。

不过，很可惜，这种“我会后悔”的情绪就是大脑对身体的欺骗。就像跑步的前十分钟，大脑通过暗示身体出现各种反抗反应：腿快断了、心率飙升、呼吸急促、再跑下去就会死——但是身体扛过了最初由心理引起的生理反应之后，也就夺回了所谓的身体控制权。

所以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的本质——一个人为了追求幸福而牺牲生活舒适度，到底是清醒还是偏执？

我以前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我因为犯罪被抓进了监狱，我会放弃写作吗？很显然不会，可能在那种环境里，我会写出更现实的、同时把想象力榨干的作品。当热爱本身不存在条件时，其实要思考的就不再是我会为它牺牲什么，而是我是否随时随地都可以追求这个热爱。

话题走到这里，难免会抽象起来，因为热爱、幸福是比起“花30元坐硬座看万元演唱会”更抽象、更没有个体标准的事情。

有人旅游可以住最便宜的旅馆，把钱都花在更“值得”的事情上；但我觉得出门在外最重要的是睡好，其次才是玩，所以我会把更多钱花在住上——这两个标准有对错吗？显然没有——一个男性花高价购置电竞设备，与一个女性为偶像花钱千里奔波，这两件事也没有对错。那这个问题就被绕回来了——到底是谁在定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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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的幸福还幸福吗？

就像是在这类追星视频下，总有人嘲笑追星族一样，这些追星族又在自己的世界里过得很开心。一旦彼此都需要向对方证明自己是“正确”时，才是矛盾的根源。

就像这个问题本身，清醒还是偏执的评价，也是来源于我们站在外部对一个人行为的评价；反过来，就算自己自认为清醒，也可能会被他人评价为偏执。如果抛开这些外部评价，决定本身是自己的，同样的“代价”也是自己一人承担。

图穷匕见，标题的那句“理性选择的幸福还幸福吗？”其实问题不是在于理性选择对不对，而是这个幸福和不幸福到底是谁定义的？

一个女孩花高价去看了一场自己喜欢的明星的演唱会，她在那一刻因为热爱感受到了开心，那就是她的幸福，再用理性去分析这件事本身已经没有意义；反过来，当我理性地分析我不需要更换 iPhone Duo 后，身边的朋友都换成了 iPhone Duo，也不能反过来证明我的决定是错误的。

当然，觉得追求热爱需要花高价，我会建议回到第一步，用理性暂时干预选择本身，把那些假设的部分都一一剔除，回归到一个最本质的问题：“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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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话题

在引入代价论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前置问题”——“视角问题”，即当事人是否后悔？比如一个人花了30块钱坐硬座去看了一场万元票价的演唱会，并因此获得了满足，相册里储存了足够他每天发一条朋友圈、发好几年的回忆。只要他觉得是值的，旁人很难干预他的认知。

但如果这个人在某一天“后悔”了呢？比如当他要开始偿还信用卡、要靠泡面过日子，才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冲动消费时，我认为这是“代价”的部分，并不能因为这个代价，就完全否定他当初在演唱会现场实际感受到的情绪。

还有一种隐形的，是“内伤”，即既想要证明自己当初没有冲动消费，但又因为现实情况开始产生自我怀疑。因为自我怀疑有可能会全盘否定他当初做出冲动消费的决定，甚至因此否定自己获得的真实体验。

这个之后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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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系列并不是单纯回顾自己的童年，而是前几天一个朋友给我留言。

虽然他在留言里用了一句“这些故事告诉你，希望能作为你的灵感”，但能感觉出，他在说出自己的童年经历时，也算是一种自愈的过程。但要说如何解决，其实都只是书本知识上的那些所谓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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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我的语言，简单复述一下他提到的故事：

他小时候在经历父母离异后，被安排给了爸爸。那个时候他已经上小学，已经能够理解何为离婚。他第一次求妈妈，是在他们决定离婚之后，希望能跟着妈妈，但他妈妈只是看着他，说了一句“你越来越像你那个爸了，我不想看到你”。

初中时，他辍学了，原因是他爸把家里的钱都赌光，还欠了一屁股债，他每天都躲在惊恐中活着。那一年他又找过妈妈一次，但那一次他妈并没有出面，而是一个陌生男人把他揍了一顿。两个人在派出所做笔录时，他一个劲儿地解释希望有人认可他这是家庭纠纷，但那个男人并不认可这个法律上的“继子”。最后他妈迫于压力，还是前来派出所作证，只是说了句：“他不是这个家的人。”最后派出所以民事纠纷处理了这件事。虽然他拿到了一笔因为被揍而获得的赔偿款，但也彻底买断了他跟他妈的关系。

再后来，他爸因债出逃，再也找不到人。他代替了父亲的职责，开始照顾他的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去世时，他一直觉得爸爸会回来分遗产，但他再也没出现。他拿到为数不多的遗产后，彻底决定自己孑然一身活下去。

最近，他妈被查出癌症，突然联系上他，希望他能帮自己养老。他拉黑了所有亲戚的联系方式，对自己自我攻击了好长时间。前段时间看到我在博客聊关于“内耗”的话题，他释怀了不少，觉得自己把自己困在了一个“内疚”的情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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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这个故事看完，我其实并没有多少作为一个读者应该有的“触动”，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会这样选。我甚至会更狠地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让她被生命仪器延续着物理生命，耗尽她最后的积蓄，任凭她祈求着我给她一个痛快，而我就在这种“尽孝”的表演之中，实施她曾经抛弃我的制裁。

我一开始手头在忙，先是简单地回了他一句“你做得没错”。

对与错虽然没有意义，但在这件事上，决定就像是日本执行死刑的按钮一样——安排三个人，三个人之中只有一个按钮是真正的启动键，没人知道，没人在意，而执行死刑时产生的负罪感又因为未知，被三个人自我消化。所有人都觉得“他”的死与己无关——就算没人启动，还有一个应急开关，也会被隐藏在背后的狱警按下。

如果当这场制裁只剩下一个人、一个按钮，且那个按钮一定是启动键时，谁又敢真的按下去？下不了手，并不意味着这个决定就是错的。即使他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做出选择，真正按下按钮时，仍然必须独自面对那个决定所带来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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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真的经历故事时，生活会像飞沙走石一般，席卷、磨碎所有关于故事和角色的部分，使其成为露骨的体验。

我后来称他这样的“决定”为“处决童年的自己”：把一个原本应该理解并尊重父母养育之恩、血浓于水之情的自己，在某一个时刻连同他的经历一同处决，与过去的自己划清界限——而这种内疚，就像是确定自己按下的按钮是真正执行死刑的心理压力一样。没人支持、没人在乎，甚至那些道貌岸然的道德标高，会站在道德高墙的顶端，说出一句毫无意义的“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

他失去了向人解释的权力，因为他也失去了“讲故事”的权力——这是他血淋淋的生活，他在生活里不再觉得它是故事，也看不到人们在看故事时期待的剧情与解决方案。大多数人不再在意他经历了什么，而是他在最后做出了一个违背他们对于故事理解的决定罢了——“你怎么能不管你妈妈呢，她毕竟也是生你养你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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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接过他的故事，没有直接截图我与他的聊天内容，而是特地用我的文字，将他的独白转译成了“故事”。

他在生活里，处决了一个故事里的自己；我在故事里，试着救赎一个生活里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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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的咖啡厅，带孩子出来玩的人变得多起来。比如此时此刻，在我的视野里，就有两个推着婴儿车来咖啡厅休息的家庭，他们的构造都是一样的：一对父母、一个老太太，和一个被推在车里的婴儿，而唯一的区别是，两个孩子的性别不同。

抱歉，这样的场景，我难免会先入为主地设定一些“故事性”的部分，然后再开始观察，以便“验证”这个故事的部分——比如，两个家庭会在得知彼此孩子的性别后，形成暗自比较的短暂社会关系。

也不出我所料，那个推着孙子的老太太，一个劲儿地在婴儿车前面逗自己的孙子，一会儿抱起来展示开裆的部分，一会儿“孙子乖”“孙子可爱”地夸。（我今天特地选择了一个人比较杂、比较吵的咖啡厅。）而那个推着女孩的老太太，满脸嫌弃地看着那个不肯坐着、一个劲儿在逗孙子的老太太。

不过，他们之间真的有所谓的“比较”吗？不好说，不过如果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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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似乎总是有这样的习惯：当一件事情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时，就会主动为它补充一些原因、动机，以及尚未发生的后续。只要故事足够完整，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觉得自己已经理解了这件事。

昨天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让人有些毛骨悚然的帖子：

小时候做错事，母亲总是假装和第三人讲话的方式评论我，于是我哭着对她说：“你再对谁讲话，屋子里除了我还有其他人吗？”她自然不会有任何回应，只是讥讽地向旁边的空气吐槽，诸如“她这种就是不知道感恩”。

她发帖询问，想知道这是什么心理现象？

要解释这种现象并不难，但理论的部分并不能消弭“恐怖”的部分。就比如，引起这种心理现象的，有几种路径：

• 第一种路径，是这个母亲缺少被关注，所以制造了一个“第三人”来见证自己；
• 第二种路径，是这个母亲故意把女儿当做“第三人”，以切断联系和拉开关系距离的方式，进行一种疏离型的情绪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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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是一个“故事”，为了让这种“毛骨悚然”可以被加剧，就必须要延展“原因”的部分，即这个母亲是如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继续深入：

• 这个母亲在家里长期被丈夫、孩子无视，渐渐分裂出一个“第三人”来见证和关注自己；
• 这个母亲从小在兄弟姐妹中，就是长期被忽视的那一个。她的母亲每次在试图通过情感绑架和惩罚时，也会将她作为一个“第三人”进行疏离型剥离，以软性的威胁方式逼迫她听从父母的指令，否则她将会遭受“抛弃”。

就像之前我在《别看了，不过就是拉了坨大的》里提到的：

所谓专家，可以写一百种对男孩进行勇敢训练的方法，也会有一百种父亲不应该打压儿子尊严的警告。就像一篇全是高深理论的理性分析，用尽专业姿态展示了一番自己的独到眼光，傲视群雄，只有自己最能客观理性地看待世界，到最后也不及这个父亲的这一句话。

拉再大的一坨，也得被马桶冲走，摁下冲水键的恰恰就是在理论里被分析得体无完肤的“样本”。

“故事”和现实最大的鸿沟，不在于它是否完整地复原了现实存在的依据，而是在于，故事本身可以有解法，而现实本身并没有基于当事人的任何解法。

我想起这件事，倒不是因为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恰恰相反，我想起的是另一种情况：有些事情，我们其实很早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对此耿耿于怀，但这些理解并不能让事情获得一个新的结局。它们只是让我们能够把事情讲清楚，至于讲清楚之后还能做什么，却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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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学时被嘲笑过一段时间，是去参加课外的英语班。来自各个小学的孩子，特别是那些从小就被培养得很出色的孩子，当我们在一个班级时，总得有一个“全班的屁都是他放的人”来成为靶子，我就成了那个“靶子”。

其实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我记得那堂课的主题是动物园，在上课之前，老师就让全班同学站起来用英语说一个动物。到我时，我能力所能及说出的动物早就被前面的同学说完，我只能勉为其难地想起一个动物单词——kangaroo。但是我用的却是日语罗马音的方式在读，读成了 kan·ga·roo。老师先是表扬我说出了一个全班还没有重复过的单词，但同时也纠正了我的读音，还让全班跟着她读了几遍。

而教室里有几个已经成为朋友的同学（年纪比我大 2 岁），便以此在课间嘲笑我。先是嘲笑我在课堂上想要装逼，说一个大家都没说过的单词，结果发音还错了；然后开始用“康噶如”的名字称呼我……不过大部分时间我都没有回应他们。见孤立我没起作用，他们后来就换了一个人继续霸凌，当然我也因此彻底在这个暑假英语班没了“朋友”。

后来我跟一个心理医生聊过这件事，这件事对我来说本身充满了羞耻，但这件事本身并没有解法——比如，心理医生会开始一个场景模拟：这几个人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我会说什么？

我如实回答：“我会逼着他们在半小时内杀掉彼此，最后我会让一个人活下来。”

心理医生一脸惊恐地看着我，倒是我安慰她——“我是在说写故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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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意成为故事，确实是一个出路，就像有些人会为一个陌生的故事感动、会因为一篇爽文到最后主角报复了所有人而觉得酣畅淋漓——但这些解法是属于故事本身的。

不过后来我倒是想到了一个解法，我就将错就错，就把故意把 kangaroo 读作カンガルー，然后笑着说：“后来成年后我学了日语，把单词都学串啦。”

这个解法，不是在解决事情本身，更像是在处决那个被逼在墙角羞辱的自己。

明天继续聊聊何为“处决童年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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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昨天的话题，既然“陷阱喜剧”的乐趣在于：

• 用一个看似正常的叙事前提，让观众进入预期；
• 不断偏离预期，但不解释具体偏离的原因；
• 在结尾处，观众意识到自己不仅等不到一个关于偏离的具体解释，甚至不得不接受这种荒诞、无厘头的结尾。

那用这个逻辑也可以制作悲剧吗？悲剧并不一定是让人难过，也可以是完全偏离观众的预期，呈现观众最不愿意看到、或是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的结果。如果说陷阱喜剧，是让人一步步远离预期，并接受超出预期的笑点；那陷阱悲剧则可以反过来，让人们一步步靠近预期，然后在最后一刻，去承当那个意料之中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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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例子，前些日子看过一个很喜欢的AI短剧，是描写末世之下，一个全副武装的女孩，在废墟中遇到了一只已经被丧尸病毒感染变异的小狗。她忍不住伸手靠近那只狗，狗也做出了观众期待中的回应。在她的手接触到小狗脑袋的瞬间，画面回闪，是这个小女孩与小狗一起长大的点滴。正当所有人都以为故事是朝着重逢发展的瞬间，画面的结尾是狗正在啃食已经被咬烂了面部的女孩。

我把这种悲剧形式取名叫“一脚踏空”。即在故事的最后一刻，所有人都以为故事应该朝着某个期待进展，或是知道故事的结局注定悲剧，但这一刻突然到来时，就像是一个人在最后一格楼梯一脚踏空，产生瞬间的失重感。

这类剧情最大的特点，在于很容易造成“心理污染”，让原本预期的部分被完全摧毁，从而重构一个让人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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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这个话题，并不是在“教会”什么，它本身确实是当初我在构思一个创作小组时所做的“课件”，但随着AI短剧的兴起，特别是越来越多的AI短剧已经俨然成了一套固定的、留存用户的商业模式后，如果还要用故事和AI短剧，以及AI短剧教育出来的用户硬扛，必然是输得一塌糊涂。

甚至有可能，一个想要把故事讲完整的作品，很有可能还卷不过已经形成套路的模板剧。那难道故事本身正在被AI毁灭吗？也不至于这么悲观，我反而觉得，既然已经有人分离出了一个固定的模板市场，那么故事本身仍然留给了人类自己，人类在需要“刺激”的同时，仍然还保留着对叙事结构的期待。

就比如前几天的一个有趣的新闻，一个男人在同一栋酒店的不同楼层，同时举办自己与妻子的婚礼，以及与前女友所生孩子的百日宴。这种现实狗血的剧情，在没有模板之前，AI都不敢想象。甚至有人感慨，这也是AI无法取代人类的真正原因，因为人类可以在人性层面不断地挑战所谓的下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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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今天提到的让人在最后一刻一脚踏空的“陷阱戏剧”，或许它可以被公式化，但它模拟的不是故事本身，而是人们在追求叙事结构时对人性的理解。它可以是人们对于人性的期待，也可能是完全反人性、或是颠覆人性的存在。

比如前两天，我看到一个用AI制作的小故事。

是两个男孩在顶楼玩捉迷藏，其中一个小男孩在天台的某个角落，看到了一个正坐在顶楼护栏外的女孩子，男孩示意女孩不要出声，避免出卖自己躲藏的位置。小男孩问女孩为什么在这里，女孩说自己想一个人待着，便把自己身上的钱都掏出来给了小男孩，让他离开这里，不想把他拖入麻烦里。闻声赶来的另一个男孩，看着自己朋友手里抓着一堆乱糟糟的零钱，便好奇地问那个女孩：“姐姐，你是打算跳楼吗？”女孩点了点头，说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去世了，现在自己无依无靠，原本就是打算从这里跳下去。两个男孩听了之后很担心，便把钱又塞回了女孩手里，还掏出了自己身上的零用钱和玩具送给对方，不停地问要怎么做才可以让她放弃跳楼的念头。

其中一个男孩甚至还把自己珍藏的打火机给了对方，说道：“姐姐，我把打火机也给你，我们可以做你的朋友，它可以用来点蜡烛，还可以用来放火。”女孩子接过打火机，含着眼泪笑出了声。她摸了摸两个男孩的头，说着谢谢。

故事到这里结束了，一个有关两个男孩用天真救赎悲哀的故事。

但如果要“玩弄人性”，让人一脚踏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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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继续解释道：“前两天他们还点了一堆柴火玩。”

女孩看着打火机，笑着笑着开始无声地流泪，她嘴里嘟哝着：“前几天我家着火了，爸爸妈妈被火烧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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