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的吸尘器哪儿去了？》引发的话题。今天来聊聊一个被越来越多人讨论的话题：现代人的 ADHD 是社交媒体制造出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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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总是很喜欢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来讨论疾病，就像有一些人会认为“病都是体检检查出来”的一样，越来越多现代人被确诊 ADHD，自然就有人开始讨论为什么现代人更容易罹患 ADHD？

医学界在这件事情上分成了三个主要流派：

• 现代社会并没有制造 ADHD；
• 现代社会并没有制造 ADHD，但是会放大 ADHD；
• 现代社会正在制造 ADHD-like 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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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并没有制造 ADHD

认为现代社会没有制造 ADHD 的流派通过数据分析，指出目前的证据并不支持 ADHD 患病率自 2020 年以来持续增加。虽然诊断人数在增加，但并不代表患病率增加。准确地说是：ADHD 在人群中的患病率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但人们对 ADHD 的认知度却有所提高。

《ADHD in adults: evidence base, uncertainties and controversies》

同样的例子，中国糖尿病患病率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2023 年华北、东北、华东患病率最高，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患病率超过 20%，西北地区患病率较低，西藏最低，患病率仅为 3.93%。这个数据说明北京、天津、上海的糖尿病比例更高吗？

我觉得这个数据还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有多少人愿意去参与体检？或者说，是否存在另一种因素，是因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民众更关心自己的身体，从而导致更多原本存在的糖尿病被筛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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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并没有制造 ADHD，但是会放大 ADHD

这个流派认为，现代社会的职业结构、信息结构、社交方式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从而导致 ADHD 被放大。

例如人们觉得在 1950 年，ADHD 在工厂、农场进行体力劳动时，并不会被人发现“不对劲”；但现代社会，人们开始被拆解成不同的身份、线程进行工作，所接收的信息越来越多，人们处理信息、在不同线程处理问题，极容易暴露一个人的专注力、行为模式、情绪管控等。

更像是 ADHD 与现代社会的运作模式出现了不兼容的适配性问题，特别是当当事人必须要接触社会、并在社交中暴露自己的行为时，这种情况更容易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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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正在制造 ADHD-like 症状

2025 年在一篇发表在《精神病学研究杂志》（Journal of Psychiatatric Research）上的论文指出：

社交媒体使用问题（PSMU）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各种研究都强调了其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症状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证据表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症状与 PSMU 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些发现对未来的研究和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PSMU（持续性社交媒体成瘾）可定义为尽管存在负面后果仍持续使用社交媒体，其特征是强迫性参与、对行为的控制力下降以及参与前存在冲动或渴望。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and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symptomatolog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当然，必须要强调的是，这个调查报告并不能直接得出“社交媒体正在导致 ADHD”这样的结论，而是 ADHD 与社交媒体存在高度相关性。

明天来聊聊：“吸尘器”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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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世界杯，莫比乌斯就聊一些看上去和世界杯有关、却与足球毫无关系的事。

这一次，日本又“作秀”了。

跟《如何在简体中文的虚假新闻里找到原本的真相？》一样，我试着把所有我能找到的内容整理成一条证据链；这一次，我换一种思路，看看这则新闻、以及“作秀”这一观点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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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证据链确定新闻的真实性？

我把力所能及能收集到的信息汇总后，制成了下图的证据表，特别拆分出“事实”、“观点”、“立场”以及“证据链”部分。

厘清后，确实可以发现：确实存在个别网友在社交媒体上，针对日本人捡垃圾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和质疑，但这样的观点是否能代表其他个体观点、甚至代表事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就比如我如果今天这篇文章的结论不是在下定论“日本人作秀”，也很有可能被扣上“帮日本人洗白”的高帽子。而这一点恰恰是前几天提到的“立场”相关的话题，这里就不再赘述。

最初我是在《观察者网》看到相关视频，而视频里恰好出现了媒体收集到的“观点”。

我顺着 FIFA 的官方账号下面的留言，找到了这个账号（利用头像和马赛克后的色块），去查看了他其他的相关留言，确实发现他对于作秀这件事非常深恶痛绝，但他就能代表全体日本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吗？

同样，在引用相关观点的日本国内媒体《週刊女性PRIME》，则引用了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前大王制纸董事长井川的评价；仍然是他的个人观点，指出日本人仅仅是因为捡垃圾得到褒奖而自满。

这一次的新闻并没有“真实性存疑”的问题。因为捡垃圾的行为事实上——这里先无论是否存在作秀嫌疑——日本球迷在会后捡走垃圾并不是一个伪造的新闻；并且在社交媒体上，有人质疑这种行为的虚伪性与作秀，也是有人发表了相关观点的“事实”。

但这些个体观点并不是新闻的全部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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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真伪，与立场的对错

当然，这会不会是一场提前预设好的政治作秀？媒体操作、铺天盖地的统一文案推送，以及吸引全球观众的目光。我先不下结论，但可以继续按照这个逻辑链条推下去。

从既定事实的画面里不难看出，“蓝色口袋”是这一次相关事件的主要证物。当所有人都拿着统一的物品进入现场，并在结束后统一亮出相关 IP 时，是否意味着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行为呢？顺着这个“证物”，就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证据链。

如图刚才的证据链图所示，根据证据链，最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蓝色口袋大概率是日本足协战略合作伙伴 APA 酒店所提供的；而在口袋上标明了它作为应援道具的使用方法ⓘ，口袋上也提及了观看结束后带走垃圾等相关提醒。

我们先假定日本国民的社会屈从度较高（这个以后再说），那他们在比赛结束后确实会主动带走垃圾，甚至带走其他日本人留在会场中的垃圾，从而形成媒体可拍摄的画面，并露出商业 IP。

当“立场”一换，先要得出政治作秀的结论也并不困难，因为证据链已经形成了指向“它是提前被设计好”的依据。 但是提前安排好的行为，就是作秀吗？

立场之所以容易产生对错，是因为立场之间本身是冲突和矛盾的；一旦承认作秀，连同那些真的是按照蓝色口袋提议捡取垃圾之人的行为，也会被怀疑是在作秀。所以，这也看你在看这则新闻时，采取怎样的新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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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动机可以改变事实本身吗？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在《阶级歧视到底在歧视什么？》里提到过。

在关于这场“作秀风波”的讨论中，难免会有“切换赛道”的讨论，例如比较多的质疑是：

既然他们有口袋，为什么不直接扔进口袋，而是要在比赛后捡垃圾呢？

或是：

还专门找残疾人来摆拍，明显就是作秀。

质疑动机的核心在于：不仅无视事实、不还原事实，且完全按照自己的认知水平，以最坏的方式揣测对方，从而引出动机不纯的结论。

而在质疑动机里，最具迷惑性的是提供一个事实，再以此作为推翻全部推论的动机质疑。例如我在证据图里提到的，但一些人发现“证物”蓝色口袋与 APA 存在关联性时，他们则以 APA 酒店曾放置右翼书籍的事实（证据 07：维基百科），来质疑它的一切行为动机。甚至，当有人否定这两件事的关联性，或是质疑蓝色口袋的作秀动机时，他们会回到“爱国赛道”，以“不承认历史即是罪人”的方式来压制一切独立思考的部分。

这招虽然很 low，但非常有用。甚至写到这里，我可能必须得下结论：这一次日本球迷在世界杯捡垃圾的行为就是在“作秀”，否则我就等于在否定 APA 酒店放置右翼书籍的历史，甚至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

但是切换赛道之后，人们原本讨论的事实也被切换，甚至事实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站对了立场。

说到这里，我必须承认，如今的新闻业就是这样被“毁掉”的——新闻不再是为真相服务，而是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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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回到事实层面，垃圾是不是被捡走了？

且事实和动机并不是冲突的，即：

在事实层面垃圾被捡走，而在动机的解释层面：垃圾被捡走是一些人的个人习惯、垃圾被捡走是因为媒体正在拍摄、垃圾被捡走是赞助商的设计环节。这四件事也可以同时成立。

事实回答“发生了什么”，动机回答“为什么发生”，立场回答“应该如何看待”；当人们把这三个问题混为一谈时，争论便会代替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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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加编辑，又花了我三个多小时，还他妈不如@Grok 问这是不是真的——你看，这是另一个毁掉新闻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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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的吸尘器哪儿去了？》展开的话题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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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小红书，搜索 ADHD，你会发现进入 2026 年，这不再是一种“疾病”，更像是一种创作标签，例如“ADHD 是如何做饭的”、“ADHD 是如何做家务的”、“ADHD 的日常一天”、“ADHD 是一种天才病”、“ADHD 自检 Bingo 游戏”等等。

我也怀疑过自己是否有轻微的 ADHD。比如就在当下，我在输入这行内容时，我看到触控板上有点脏，本想伸手去拿一张清洁湿巾，结果我顺手拿起了桌面上一个有封口条的口袋，把封口咔哒咔哒地捏和起来，因为我很喜欢听它的声音，然后再回到这段文字的输入。

我常常做这样下意识地、与主线工作无关的行为，但最终还是能回到主线任务。就比如我在咖啡厅码字时，就算外面很嘈杂，我也可以认真地码完一篇文章，这就不可能被判定为 ADHDⓘ。我会把这些细碎的小动作视为思考本身的“回响涟漪”，就像是一个人在讲述故事时，会通过抖烟灰来作为标点符号一样。

但不可否认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确实开始把 ADHD 视为一种身份标签，就像用“I 人”给自己贴标签、不愿意主动社交一样：它是一个更快地了解一个人的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可以归咎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签。

当然，这些将 ADHD 视为标签时，是在将病理化部分进行脱水处理，而仅仅只是取其表象，成为一种更方便解释、甚至是用来对抗主流叙事的“性格描述”，例如思维活跃、注意力发散性、富有创造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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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 的病理与自查

患有 ADHD 的患者确实思维活跃、注意力容易发散、也可能更富有创造力，但这些只是其中表象之一。忽略病理性来讨论标签，就像有人觉得 ADHD 是一种“可爱”，但也正有一群人深受其害。

根据国际疾病诊断分类第 11 版的诊断标准，ADHD 的病理性主要表现在：

• 注意力缺陷：难以维持注意在缺乏高水平刺激或频繁奖励的任务上，容易分心，做事的组织性和条理性存在问题；
• 多动/冲动：过多的运动性活动（多动），难以保持安静不动；在需要自控的结构化情境下尤其明显；具有对各种刺激立即作出反应的倾向（冲动），而不考虑风险和后果；
• 注意缺陷和多动/冲动的程度超出了年龄和智力的正常变异范围，显著影响个体的学业、职业和社交功能；
• 通常在生长发育期起病，表现为注意缺陷和（或）多动-冲动的持续性模式（至少 6 个月），并且必须在多个环境中可被观察到；
• 其中，成人 ADHD 与儿童 ADHD 患者在临床表现上有所不同：在儿童青少年期较为突出的多动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轻甚至消失，而注意缺陷和冲动症状通常会持续至成年。此外，成人 ADHD 更容易共患其他精神障碍和躯体疾病，功能损害更为严重。

当人们在讨论承认 ADHD 的病理性时，自然而然就会涉及到“原因”的探寻。你会发现上述诊断标准里的表象形式，或多或少会在现代成年人的生活中发生，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更为直观的讨论：现代人的 ADHD 是否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例如刷抖音是不是会导致 ADHD？

这个问题明天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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