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听过一个有些悲伤的笑话——甚至有点过时。

一个专栏作家突然想休息，就在自己每周固定栏目的内容里，写了一篇“告假”的文章。很快，杂志社收到了投诉信，投诉的倒不是这个专栏作家暂停更新专栏，而是有读者认为，这个作者停刊，是否意味着杂志也被缩减了页数，特别是每次印刷在这个专栏作家书页背后的“笑话集锦”。杂志社出面解释，直到把以前那个专栏作家的版面都暂时替换成了笑话集锦，才平息风波。

这个故事还有第二集，不过你大概也猜到了会如何——专栏作家休假结束，复出后杂志社又被投诉了——“把笑话集锦还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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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这是一个有些“悲伤”的笑话，是因为无论怎么解读，最终结果都可能是那个“专栏作家”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以至于他就算没有告假，就这样销声匿迹在杂志里，可能都没有人发现。但这件事本身很难以偏概全，保不齐也有喜欢他的读者，为了这些读者写一个所谓的“告假文”，又显得克制而礼貌。

我小时候，家里还订阅过“节目预告”的报纸。我已经忘记那份报纸的名字，只记得爷爷会在收到这份报纸的时候，戴着老花镜，用带着酒精味的红色记号笔，在上面认真圈画着不同频道、不同时段的节目。勾选的是他特别想看的，而一些固定的节目，他都可以熟稔于心，在节目开始前准时观看。

他有时候会抱怨，有些节目就突然结束了，是因为看到报纸的节目预告，才知道自己喜欢看的节目莫名其妙地被替换掉。

但是没有这份报纸，他很有可能也会意识不到一些节目的来去。很快，他就会找到新的、喜欢看的节目。至于那个节目要不要复播，对他而言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拿到报纸时，又可以预测下一周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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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跟一个拖延症非常严重的朋友闲聊，她说自己每天都在找各种理由拖延做事，最近甚至已经学会了给自己非常正式地写“告假书”。具体是指，她会在朋友圈感慨自己深陷困顿，感悟一番人需要坚持的真谛。但事实上，写完这些东西，看上去她马上就要做事了，但发完朋友圈本身，就已经让她觉得自己已经“不拖延”了，然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拖延。

久而久之，“告假书”本身已经不能再满足她，于是开始了更隆重的“仪式感”，比如在自己的专栏上写“自己需要假期”的原因——对，她是个专栏作家。且在听完我给她讲完这个笑话之后，把我狠狠骂了一顿，说我在把她拖到阳光下暴晒。

她甚至已经准备好要在专栏上写一篇所谓的“告假书”，谈谈她对于“给自己放假”的态度。我倒是无情，问了一句：“有人在乎吗？”

不过，她很快发现了这件事的死结在哪里——这个所谓的告假书，是为了说服别人允许自己偷懒？还是说服自己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既然是说服自己，那又为什么一定需要发出来呢？

于是，这个问题被加入了一个第三视角——自我说服的过程是否需要被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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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那份报纸，我爷爷大概率是发现不了一些节目被电视台无情砍掉，因为总有节目会补位这些空缺时段，更别说离开了这些节目他就没得看了。

如果在杂志上发布一篇“告假书”，结果根本没人在乎，原本用来自我说服的戏码，就变成了无人见证的独角戏。如果非要引入这个第三方视角，就必然会陷入奇怪的对内死循环。不过这里得分开说：

• 第三方视角是被自己操控的，与自己有同样的价值观。
  • 这件事朝着极端发展，就是弄臣与独裁者；即权力的周围是对权力的附庸，而非真实的信息。
• 第三方视角不透明，仅起到见证作用。
  • 这件事朝着极端发展，就是皇帝的新衣；为了维系权力的存在，只能自我欺骗，或是利用权威迫使他人认同。
• 第三方视角不被自己控制，可能完全曲解自己的价值观。
  • 这件事朝着极端发展，就是囚徒困境；为了澄清自己，就必须被拖入对方的自证陷阱之中，即：
    • 你保持沉默，对方认为你默认了。
    • 你出面澄清，对方认为你急于辩解。
    • 你彻底离开，对方认为自己赢了。
    • 你继续参与，对方认为自己成功地把你拖入自证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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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问题并不在于一个人是否需要被见证，而在于，当他需要第三方来确认自己的行为是否合理时，就已经将一部分判断权交了出去。

原本只是自己决定要不要休息，现在却需要考虑别人是否理解自己的休息；原本只是想结束一段争论，现在却必须面对别人如何解释自己的沉默。甚至，即使没有任何人真正表达意见，只要我们开始预判他人的反应，这种外部评价就已经进入了自己的决策过程。

人们以为自己是在解释行为，实际上却可能逐渐开始为他人的理解负责。而当一个人试图控制这种解释，或者试图摆脱这种控制时，问题就超出了自我说服的范畴。

它便开始涉及权力。

好了，图穷匕见，今天要聊的内容不是在为自己请假，而是扯出了一个更大的话题——权力的三元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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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昨天的话题，“异托邦”是现实存在的“世界”，然而这些世界因为存在某种规则，区隔了现实的部分。例如监狱、学校、精神病院、酒吧、游乐场、图书馆、博物馆等。

支持“异托邦”观点的人则认为，这个“空间”区别于建立在想象之上的乌托邦，异托邦是现实存在的，可以摸索其中的特定规则，以明确它与现实之间的具体差别。另外，异托邦与时间也有明确的关联性，福柯在异托邦理念的研究中表明，在研究空间隔离的同时，也会发现时间隔离的现象。简单来说，就是同一时间下，可能会存在完全不同的规则，当人们发现自己处在与传统的时间观念彻底决裂的状态时，“异托邦”就开始发挥作用。

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鱿鱼游戏》里，当参赛者被集中在同一个暗无天日的空间里时，这里的时间概念完全与外界切断，他们的游戏规则是“活下去”，比赛随时可能淘汰对手，而在他们“休息”的时候也可能会遭遇其他人的袭击。于是，人们不再遵循“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动休战”的规则，而是随时随地都需要参与到彼此淘汰的比赛之中，否则自己不仅会被淘汰出局，还会失去生命。

如果从这两个构成要件出发，即：

• 空间：把现实中的某个地方变成另一个世界；
• 时间：一个人是否可以拥有自己的时间秩序。

那么一个人是否也能建立“异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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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看到一个趣事，一个家长在家长群里公开讨伐班主任，认为班主任整天在群里公布哪些同学的作业优秀，是一种歧视行为。这位家长特别强调：成绩差不代表人品差，成绩好也不代表人品好。老师要求这位家长添加自己的微信好友，避免在群内发生冲突，但同时其他家长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任何一方说一句话。

评论区有一条高赞评论：她的孩子成绩差，破防了吧。

很显然，这是一个由社群形成的异托邦，并且这套规则适用于群内的所有人，除了这个因为自己孩子没有被表扬到的家长。那她的反抗是对的吗？很显然，这是我故意设计的陷阱题——因为这件事本来就没有对与错之分。

但有趣的是，外界，即异托邦世界以外的人，则将这位家长的行为理解为“破防”。那这个理解的标准来自于什么？是这个异托邦本身的规则、作为家长的理解，还是现实世界的理解？同理，也有人不理解为什么其他家长不站出来帮老师说话。而具体在这个群里，大家形成了怎样的默认规则，其实在外部世界并不得而知，所以当人们用外部规则去理解这个异托邦时，必然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甚至是有关对与错的理解。

那如果这个异托邦的世界无限缩小呢？

比如网红在书店搔首弄姿地拍照，完全无视这里的消费者与书店原本的功能性，那能因为他们违背了图书馆这个异托邦的世界规则，而判定他们是错误的吗？更甚，如果几乎所有来图书馆的人都是拍照的网红，而真正来买书的人，倒成了那个挡住了人家最佳拍照位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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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前两天看到一个台湾美食网红被“炎上”的新闻。一个自称美食网红的女性，在直播介绍美食时，一个路人路过入镜，这个女网红立刻改变嘴脸，嫌弃路人没有看到她正在直播。而直播内容被网友截图公开后，该名女网红遭到“炎上”，网友认为她才是那个有问题的人，是她自己把公共场合当作自己的私人领域。

很显然，当她在进行直播时，她默认其他人应该遵守她有关直播的规则，而这个个体规则，甚至在这一刻可以对抗已经存在的公共空间规则本身。就像是那些拍照的网红，他们无视书店的规则，或者说，商业书店的规则早已经不复存在，所以规则就变成了这些网红进行拍照时的规则——某个出片机位的排队、不挡其他网红拍照时的灯光，以免自己拍照时被他人恶意挡光，等等。

随着个体能够发出更大声量，例如网红、意见领袖、罗永浩之流，个体所建立的规则就开始迫使更多人被迫遵守。但其实这个事情并没有任何人参与其中，而他却认为这套规则是应该由所有人理解和遵守的。

更甚，无法发出声量的人，则利用对他人规则的讨伐，来证明自我规则的正确性，以形成个体声量。比如为了反对而反对，以完成异托邦对于全体人的思维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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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这类事情会越来越严重，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原子化”，即人们像一个个原子一样，四处飘落，联系少、关系疏离的社会状态。随之一起分散的，还有个体所理解的规则。规则就算不通过抱团，也可以形成个体的异托邦，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办公位，也可以形成“你要找我聊工作，先遵守我这个工位的规则”之类的规则。

另一方面，互联网省去了原本需要在现实世界进行空间构建的过程，在网络上可以随时随地形成大小不同的异托邦。哪怕是在一则新闻下面，集体偏向的某个立场，都可以形成“只要你不支持我，就是在反对我”的异托邦规则。

当然，我不认为个体的异托邦就全是“错误”。

• 一个人的异托邦，可以使个体重新获得定义自身的权利。特别是在面对不同异托邦对个体的规训时，可以更有效地保持主体性。
• 但同时，一个人的异托邦也存在风险。如果一个人不断强化自己的空间边界，拒绝任何外部信息，那么这个空间可能逐渐失去反思现实的能力，从而形成封闭的认知系统。

迫使他人遵循自我规则不是不行，而是这套规则在形成世界之后，倾覆的瞬间，也会把建立规则的人一同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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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托邦”，原意指“异质空间”，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的概念。简单来说，异托邦是现实存在的“世界”，然而这些世界因为存在某种规则，区隔了现实的部分。例如监狱、学校、精神病院、酒吧、游乐场。当然，因为存在主观喜恶的判断，异托邦本身是一个中性存在，只是因为人们对学校和游乐园的态度不同，会认为异托邦应该指向那些更美好的部分。

前几年去大阪环球影城参加过一次跨年，因为我会时刻注意自身身上的“不同”，所以总觉得自己很难融入游乐园的氛围之中。随着去大阪环球影城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也渐渐意识到自己好像更容易参与到与热情工作人员的互动之中，特别是在面对他们与路人服饰的互动时，从一开始觉得他们只是在“表演”，到后来觉得他们或许是“真的热爱这份工作，所以才能由衷地与游客互动”。

而这个变化的根本，在于我逐渐接受了这个“异托邦世界”的规则，不再会为自己在这个世界里做出与现实世界有区别的行为而感到尴尬。特别是万圣节所有人都在奇装异服地装扮自己时，就连50、60岁来游园的游客，至少都会在自己脸上贴上一个刀疤的纹身贴，来加入这个“异托邦世界”。

同样，之前去过一次上海迪士尼，却有完全不同的感官。简体中文与中文语境下所制造的异托邦，又包含了诸多主观偏见，例如“无服务意识”“态度冷漠”等等。而在实际体验中，也确实没有感觉到工作人员有多少热情，他们的脸上都写着被游客欠了50万的傲慢，以至于整个迪士尼里都充满了一种“拘束”的感觉。当大部分人都在维系着现实世界的“规则”时，那些装扮成公主的、打扮精致的游客，反而会被当作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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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托邦基于规则，形成一个区隔现实的“异世界”。但如果大多数人重新构建默认规则呢？

就拿之前我在咖啡厅没有及时“关门”的例子来说，因为一个人进入咖啡厅后没有关好门缝，导致整个咖啡厅被灌进热浪，但并没有任何一个人站起来去关上门缝，都认为这是别人的责任。而当那个最初没有主动关好门的人，对他们嫌恶的眼神毫不在意时，他们进而把这个关门的责任强加在了我这个距离门缝最近的“替罪羊”身上。

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我从跟他们同样的“受害者”身份，变成了“瑕疵受害者”、甚至是“加害者”身份。但这个世界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而仅仅是这群人的默认规则在短时间内做出了调整与统一。

当然，我并没有被规则规训，所以门就一直这样留了个门缝，且没有一个人主动站起来去关上它。这个时候有人会说了：“这就是一个顺手的事，有必要让整个咖啡厅的人都遭罪吗？”那么问题来了，这条规则是基于这个人自己、这个世界的规则，还是此时此刻在这个异托邦里大家构建起来的新规则？

很显然，我不被规训，也当然不属于这个异托邦的成员，甚至还可能遭到异托邦的排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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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规训有时候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残忍。

当一个正常人被确诊“精神病”后，强制关进精神病院，在这个异托邦的世界里，几乎可以说没有规则，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理解的世界规则，而现实的规则是按时吃药、听从医嘱，违抗意味着犯病，而规训意味着治疗得当。在这样的规则之下，他的一切行为都与“精神病”直接挂钩，而在这套规则里，继续保持主体性，特别是努力证明自己没疯的主体性，会被强制削弱，直到这个正常人也开始有了“精神病的表象”，即“我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个规则之中活下去”。

也就是说，那些被强制“精神病”的正常人，最终在行为上都会或多或少出现“疯癫”的情况，就像是一个人被放进了全是镜子的房间，他以为镜子里投射的都是自己，但实际上，这是异托邦规则之下要在这里活下去的“正常方式”。

比如这段时间频繁逛宝可梦道馆，一开始还会对工作人员称呼顾客为“训练家”觉得有些尴尬，但听多之后，特别是意识到来逛店的游客，无论国籍、年龄，大家都能在这里因为找到自己喜欢的宝可梦而露出开心的笑容时，我在这个异托邦里，也放弃了这些原本属于现实世界规则的部分。

而这类规训行为，在更小的单元里，就是所谓的“煤气灯效应”“PUA”：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长期建立某种异托邦规则，迫使对方开始怀疑自己，放弃主体性，并接受这套规则本身的规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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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福柯严格定义，异托邦首先是“空间概念”，并非个人的“心理概念”，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现实中明确存在的空间，并遵循某种明确或共同默认的规则。除了前面提到的场所，还有图书馆、博物馆等等。

那一个人是否也能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且存在于现实的异托邦？这个话题明天继续，试着挑战一下福柯老头子的“过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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