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时不时需要“当爹”的人，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没办法得到及时回应的事情，例如写小说、剧本、制作短剧分镜、分析解构、作为他人的倾诉者。我又是个丁克，家里的两猫两狗又听不懂人话且只要挠挠肚子就可以避免内耗，所以“讲道理”就成了我释放这股能量的通路。

以前已经在博客里解决过“爹味诞生的原因”、“人为什么需要释放爹味”、以及“爹味是生命力的一部分”——当然，对于二极管来说，“爹味”是不好的，所以一切关于“爹味”的正面描述都应该是错误的。在此我必须揭穿这件事的本质——其实这也是爹味，也是今天标题所谓的“爹而不自知”，这里先按下不表。

先回顾一下：

爹味诞生的原因

女友发生状况，男性会优先去解决问题，而没能及时考虑女性的情绪感受。当解决问题和考虑感受之间的断层越严重，“讲道理”的爹味就越浓。

——《我们为什么需要“爹味”？》

人为什么需要释放爹味

“爹味”也是一种踢猫效应，一种没有表现为“动手动脚”的消极能量。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底层逻辑来回溯源头，当“爹”的源头是在某一处当了“孙子”。男性思维解决的不是情绪问题，而“当爹”是在弥补这种功能的缺失。

——《我们为什么需要“爹味”？》

爹味是生命力的一部分

生命力有很多释放路径，但可以简单地归入一些我们生命中常见的“欲望”，例如性欲、创作欲、攻击欲、控制欲、解释欲、说教欲等等……比如很多人会瞧不起爹味浓的说教，但这本身也是生命力释放的途径之一；前提是你能找到一个恰好喜欢你爹味浓的人，否则随地大小爹确实会让人觉得无语。

——《关于死本能》

需要叠个甲，这里并不是在聊“爹味是正确的”。如果你真的那么讨厌“爹味”这件事，那我建议你先找找自己身上爹味比较浓的地方，优先考虑这种厌恶的本质，其实是来自于对自我的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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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启今天的话题前，先聊一件我在遛狗时观察到的趣事。

小区有一个爱跳舞的阿姨，只要不下雨，她就会在小区的绿化背景里，支棱着手机录制自己跳舞的教学视频。阿姨有一个 10 米开外就能识别的特征——她喜欢各种亮色搭配的衣服，且搭配得非常杂，例如亮绿色的裤子、配桃红色的上衣、再配上一个嫩黄色的纱纱之类的。

我其实并不知道她录制这些视频会发布在哪里，但我发现了她录跳舞视频的乐趣。今天在电梯里遇到了她，她正在跟老姐妹打电话，聊天内容几乎都是“她那个视频做得稀烂”、“她跳的动作都不标准”、“她穿的衣服不显眼，别人看都不看”、“她一天到晚就跟那几个老头眉来眼去的”……

直到她下电梯的那一刻，她仍然在眉飞色舞地评价另一个人，从她的对话中，我大概知道她们在评价的那个人，是一个广场舞的领队老师，阿姨看不惯她，决定自己出来单干教学。

“被教”这件事确实会令人不爽，更何况阿姨还是一个有自己想法和想要“教别人”的人，特别是在对原本那个“教别人”的人进行稻草人攻击后，“教”这件事本身也被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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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对“教”与“被教”这件事敏感，是因为它糅杂了好几件事：

• 教我的人与我的身份关系；
• 教我的内容与我的价值观是否存在冲突；
• 自我的当爹需求。

一项一项来。

第一点，身份关系。

我从小到大只“服过”我的高中数学班主任，因为我发现他教我的立体几何解法，是我压根儿就想不到的，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学习上对他都是唯命是从。我大学的辅导员，虽然也是我们班的政治老师，但我从头到尾就没有服过他，一方面是他没有真东西，另一方面他享受的是一群学生把他当作黑社会老大一样追捧，我自然就会无视他的一切命令。

身份认同是双向的，但我作为主体进行单方面认同，也可以形成“我被教”的身份关系。但反过来，单方面地认为自己有资格“教别人”，这种身份关系本身需要得到双方认可，否则就是“当爹说教”。

第二点，价值观冲突。

一般来说，当身份认同不成立时，被教的内容哪怕是“对”的，也可能因为对人的否定而被全盘否定。反之，当一个被自己认可的人所教的内容与自己的价值观相悖时，也容易发生“偶像崩塌”的情况。

可能两三年前，我大概还会觉得个体应该先确定感受的真实来源，例如厌恶一个人，是厌恶这个人本身，还是这个人所代表的一种熟悉的符号。但这件事本身不应该“教别人”，因为这是一个极其对内的认知模型，也不能因为“我在这样做”，就通过对外宣讲的方式证明其正确。

举个例子，前两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聊到，他觉得现代人的文章里，如果出现大量的引号，就可以断定他是在用 AI 写作。于是我把自己近期的几篇文章都发给了他，因为我确实很喜欢用“引号”，一方面是为了标记出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另一方面引号本身也可以夹带许多情绪，比如嘲讽、轻蔑等等。

但我的“辩解”，并没有得到这位朋友的“支持”，因为他坚信引号的使用是上个时代的写作习惯，同样还包括破折号——而当我想要宣讲的观点与他的价值观冲突时，他当然可以优先以自己的认知标准，来确定“被教”这件事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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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自我当爹的需求。

好为人师并不是一件单纯的“坏事”。把好为人师拆开：

• 指导别人，会同时给人带来控制感、优越感、价值感和确定感；
• 上述感受叠加后的心理奖励，成本低，易上瘾；
• 忍不住好为人师，是为了通过替人决定，完成自我认知上的确定感；
• 还有一种不能忽视的情况，是对“第一点”的反向利用：反向利用“我教别人”来确定我与他人的身份关系；

总归说来，当爹的核心并不是为了当别人爹，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或是某种身份标签的存在性。

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当爹，其实并不会阻止当爹的欲望与行为，而这里面最可怕的，反而是那些爹而不自知的人，通过否定他人当爹的行为，来证明自己的爹味纯粹，这部分明天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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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我对“周刊”已经没有了兴趣，既然是订阅性质的内容，那就聊一些比较实操的“方法论”。在开始之前，也先回顾一下莫比乌斯这两周都转到了哪里。

• 《你会痛苦吗》

收到一则没有继续得到回应的私信，他在私信里问我“你会痛苦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聊下去的话题，既然还没有收到回应，那就让我先拆解一下“痛苦”的标准。

• 《悲观主义者的依恋练习》

养狗之后，我开始有了许多关于狗的具象化的“悲观主义”，虽然我知道这是催产素导致的分离焦虑，但我很难用理性的方法，阻止这种依恋情绪的诞生。

• 《死猫为大》

这是 2026 年穿插在博客里的一则“故事线”——关于小区的流浪猫与喂猫阿姨的故事，未来我也打算把有关遛狗的故事，编纂成一部小说。

• 《为需求创造的回忆》

人类会篡改自己的记忆吗？我甚至觉得人类的记忆都不是纯粹的，而人类通过记忆想要确立的自我存在性，才是最纯粹的部分。

• 《只要结果，拒绝理由》

一则写在电诈园墙上的“口号”，竟然让我觉得它是对的。

• 《当社会时钟也存在手表定律》

【订阅推送】当所有人都认为某一种人生阶段应该做某件事时，我们如何确定这件事就是自己想要做的？还是因为“时间到了”？

• 《铁口委婉断》

铁口直断会伤害人，但委婉地隐瞒宿命的部分，是不是更害人？

• 《把另一个人拖下水，有助于改善困境吗？I》
• 《把另一个人拖下水，有助于改善困境吗？II》

中国人向来讲究“死者为大”，这种替罪羊机制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样处处可见。

• 《这个世界暂时还不能没有照相馆》

AI 美化的照片算是照片吗？那人们为什么还需要用相机记录自己看到的一切呢？

• 《从废品回收，到自我价值》

这是我构建的一个新模型——一个人通过回收废品，再将废品赋予价值的过程，是否意味着也在体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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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跟@孤斗 在聊写小说的事，他身上有很强烈的“感性能量”，这是小说创作者需要具备的创作能量之一，所以我给了他几个将这种能量发挥到极致的训练方式。他说自己确实没有想过这些方法，所以我半开玩笑地说了句：

你以为我教别人写东西是我说着玩的吗！？

其实我之所以善于发现别人的创作优势，是为了对冲另一种焦虑情绪，也就是解决我自己的创作焦虑，因为我会自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写作的能力，现在依旧。所以我会很希望去发现别人身上的创作能力。

当然，标题的“废品回收”并不是指向@孤斗 本人，而是这件事连接了另一个有趣的底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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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我老婆会在日本的拍卖网上，竞拍一些首饰“遗物”。这类遗物一般都是家里的老人去世后，后辈不想整理，整份打包进行拍卖。偶尔也有人会在这些打包的首饰里，找到自己喜欢的设计款，甚至是一些绝版的中古款。

我小时候很喜欢收集玻璃糖纸，遇到需要制作剪贴报或是做手工时，我会把这些废物变废为宝。后来不再喜欢收集，不单单是因为渐渐长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糖本身变得不再稀缺，所以对它的珍贵感也减少了很多。

在创业初期，我们还是非常理想化地认为，应该招聘几个“白纸”，从头开始教起，这样会更容易接住我们派发的任务。但是更多时候，这种教授的过程最后都会彻底“反噬”，比如发现对方兜兜转转一圈，我们以为可以通过后天进行改变的三观，很有可能只是人们一厢情愿，因为这些三观本身从家庭教育开始就已经定型。

这两年，我们突然找到了上面三件事情的“共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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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在试着通过加工的方式，让废物重新获得价值：

• 从被认定为遗物的物品里，发现那些依旧存在价值与美感的首饰；
• 将稀缺的糖纸进行收集，再通过重新加工的方式，赋予它超过糖纸本身的价值与意义；
• 试图改变一张“白纸”，通过他人的成长与成就，验证自我的价值；

将自我价值捆绑在一个人或事上，再利用人或事的价值体现来重新塑造自我价值。特别是在人际关系层面，人们有一种基本动机去扩展自身的生理影响力、认知复杂性、社会或身体认同以及自我意识，而坠入爱河或建立亲密关系ⓘ所带来的心理回报，正是这种“自我扩展”的体现。

而这套最初的模型被称为“自我膨胀模型（Self-expansion model）”，不过我更喜欢把它翻译成“自我边界拓展”。

这不是建立亲密关系的结果，但它可能是亲密关系的附属品之一，即以前常常提到的，从“我和你”逐渐切换为“我们”的一个重要过程。

特别是当一个废品被回收利用、重新获得价值时，这种自我边界的拓展，也会随着物品的价值获得认可，让赋予其价值的当事人本身得到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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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首先需要拆分一下“身份标签”。

身份标签是指个体或群体在社会交往中被赋予或主动选择的特定社会属性、角色或特征标志。

这个标签是一个缩短了认知路径的产物，例如“我看书比你多所以我有文化”、“男人都是潜在的强奸犯”、“用小红书的女性都是女权”等等，身份标签一般需要参照物才更容易成立，它作为一种自我肯定的标准，用来区隔自己与其他个体或群体；而“自我边界拓展”往往从个体出发，评价系统常常处于外部世界，而非来自当事人的自我肯定。

简单来说，每年年底都会有人在自己朋友圈发布“年度歌单总结”，这些歌单本身很难用来证明“我更有品味”，但确实会有人觉得自己听的歌是高级的，所以需要拿出来向人炫耀。他们甚至不需要他人的评价，只要公开展示，就是一种身份标签的展现。一旦有人对歌单进行了嘲讽与否定，其身份标签也会一同被撕毁。为了避免这样的尴尬发生，他们并不允许他人评价，就算有人评价，也会以“你根本不懂”作为最终解释。

而当我老婆把挑选的首饰挂在闲鱼出售，真的有人因为设计感而下单购买时，这便是外部对她挑选首饰眼光的一种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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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人们需要“自我边界拓展”来进行价值赋予与认可呢？

我小时候很喜欢做手工、板报之类的，以至于我可以拥有特权，在原本应该上课的时间，去美术教室进行建筑模型制作的训练，所以我也常常被科任老师骂不务正业。越是如此，我就越是会从做这些与学习无关的事情上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虽然学习成绩不算差，但因为学习本身不会给我太多乐趣，所以转而找到更容易获得被认可感的事情——不得不说，当时把我拎出去参加各种校外手工、绘画比赛的老师，总是对我充满鼓励和表扬，相比于学习带来的即时反馈，我就像狗一样更喜欢能得到反馈的事情，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行为模式。

而我老婆从小也很少从外部得到认可，所以会开始通过收集、变废为宝的方式把自己的个人价值附着在这些不起眼的小物品上，直到被另一个人发现它们的价值，从而也在眼光、品味上确认了自己的身份价值。

除了物品，“人”也可以成为自我边界拓展的锚点。在亲密关系之中，人们会利用另一个人重新塑造自我价值。例如最经典的就是“爱屋及乌”，一些人在恋爱时会产生一种“我进入了全新世界”的感觉，这并不是错觉，而是真的因为自我边界拓宽，开始通过对方了解一些自己曾经并未了解过的人或事。

不过，这种自我边界的拓展有两种极端情况：

• 完全失去自我。原本的锚点完全归属于“情侣”本身，即对方是我的全世界，这个时候反而会出现边界的急剧收缩。
• 厌恶优先，因认知偏差而导致自我边界收窄。厌恶很难证明对错，所以得将自己厌恶之人的所有观点、认知，哪怕是事实也都一同否定，才能证明自己是对的，所以自我边界也在这个过程中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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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拓展出“废品回收”这个模型，一方面，这是一种自我价值体现的参考路径，避免自己一直被卡在对自我否定的内耗之中；另一方面，这个底层逻辑涉及许多延展的问题——这算是给下周的内容起了个头，刚好把几件事都串在了一起：

• 时间管理是管理自己，还是演给别人看？
• 结构性拖延的本质是不是因为无法得到及时反馈，所以将注意力投向了更容易制造“价值”的琐事？
• 认知偏差越严重的人，越难处理好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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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和老婆在讨论，要不要趁着结婚纪念日，带着两只狗去专业的摄影棚拍套全家福。这件事本身不重要，但它让我意识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世界暂时还不能没有照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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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一个喜欢用 AI 来进行修图的人，偶尔也只是用来测试一下大家都在聊的新模型，就算是用家里两只狗的照片生成了某些看上去毫无破绽的 AI 图，我还是很介意将它们公开发表，因为那始终不能算是“照片”，而是一种趣味图片罢了。

就比如我的手机桌面，我明明可以让 AI 生成任何我想要最终呈现的、甚至是匹配手机星宇橙配色的手机壁纸，但我还是用了一张看上去无论是构图还是配色都极其诡异的实拍图。

有时候我会拿着手机给别人炫耀：“看我家两只狗。”对方都会因为这个桌面一脸疑惑：“怎么看不到脸？”

“要同时抓拍两个家伙有点难。”

“你可以用 AI 啊。”

我会把后半句话咽回去，但这确实是我一直以来的问题：这样生成的照片，还是“照片”吗？它还能代表我正在真实地记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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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越来越不太喜欢拍照，除非真的有可以被记录在“不成文相册”里的画面，才会去拍那些先有文字再有图像的画面，所以我个人也会尽量避免用 AI 给博客文章生成一张相关图片。

不是因为它是“错”的，而是它一定可以比我随手一拍的照片，更加精准地呈现我想要描述的结果，而照片本身有太多需要“过度解读”的部分，否则照片就是一个客观记录下的结果，而非意义赋予的过程。

就比如这张模仿移轴拍下的照片，它记录的就是以前在博客提到过的“蝼蚁分食的荒地”。这张照片被我命名为“伙”，就是非常字面的解释，一个人一团火。而这是这个老人后半辈子唯一的伙伴——在一片不属于自己的开发商荒地之中，开垦出属于自己的田地，她死后不会被埋在这里，但总会有下一个人将属于她的一切刨开，然后成为下一个人孤独的陪伴。

我也试着把这张照片喂给了 ChatGPT，让它取名，它比我解释得更直白、易懂——一个人的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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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所能包含的信息，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多，但人们可以透过想象补全那些原本不属于照片的信息。而这些“多出来的部分”，又恰好是人们在通过叙事结构完成情感共鸣的部分。

当然，这些“多出来的部分”本身没有任何的标准答案可言——至今还是有很多人觉得“只要我比别人多从一部电影里看出别人看不到的彩蛋”，就是一种“更为专业”的观影视角。

而 AI 会在一张所谓的“照片”里，塞满它对含义的理解，以及那些最符合人类理解的细节，从而丧失了那些不经意被拍下的照片里，应该被隐藏起来的信息。（当然，为了一个完美取景，蹲在一个地方好几天，就为了太阳和树枝的夹角刚好形成某种奇妙的共鸣，我仍然觉得这也是照片，因为人们仍然是在记录客观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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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带狗出过外景拍照，起初它一直被拴着绳子拍照，最后公园的人越来越少后，摄影师建议我们松开它的绳子，让它自由奔跑一阵，比如飞跨过一条水沟，于是这一瞬间被照片记录了下来。

照片里没有任何值得“过度解读”的信息。但是它记录的，就是一只在 2024 年刚好只有 1 岁的小狗，在自由奔跑时最快乐的一瞬。

这个世界还暂时不能没有照相馆，毕竟照相馆和照片都属于永远无法回到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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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序内容：《把另一个人拖下水，有助于改善困境吗？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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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聊聊更宏观的“替罪羊机制”。

1954 年，戈登·奥尔波特在其著作《偏见的本质》中，首次对“替罪羊机制”进行初步模型化，他特别指出：人在面临压力与不确定时，常以他人作为代偿性目标，以减轻内在冲突与群体焦虑。

当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时，比起解决矛盾本身，找到一个临时“责任人”更容易弱化系统性问题本身。

前段时间，在 China GT 赛事上，一辆赛车被侧面撞击后瞬间起火，车手被困驾驶舱，而救火队和救援队迟迟未出现，同场参加比赛的另一名车手放弃比赛，前去营救。即便如此，赶来的工作人员，也仅仅是递给救援的车手一个灭火器，又转身离开去拿更多的灭火器。期间仍然没有救火队与救援队的出现。

当然，事件发生后，官方义正言辞地声称自己的配置是“符合国家级标准”的。但至于实际情况如何，又都被参赛选手、观众看在眼里。以至于官方反倒骑虎难下，结果你猜怎么着？他们还真在这场原本应该由自己负起全责的事情里，找到了对应的“替罪羊”——

赛后，他们直接传唤参与救助和涉事的车手前往仲裁室，进入仲裁室后，赛会官方没有给予经历生死的车手们任何一句问候或安慰，更没有提及和反思赛会自身救援速度迟缓的问题。仲裁的第一反应是尝试把事故和救援不力的责任推卸给车手，甚至暗示并与车手沟通，询问“能否将舆论引导、推向车手身上”，以此来减轻主办方和赛会所面临的负面舆论压力。

你作为局外人一定会觉得这样的招数难道不怕外人看不出来吗？对，还真是。当时所有身处“内部”的人，都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触发替罪羊机制，从而在第一时间转移自身所要承受的压力，不是他们蠢，而是又蠢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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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发生时，群体往往难以在第一时间明确问题所在，反而希望通过压制提出问题的源头，来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这便是替罪羊效应最关键的动因要素：

• 归因偏差使人们倾向于将失败归咎于外部个体而非系统性问题；
• 相对剥夺感ⓘ在经济或地位焦虑升高时，会显著加剧替罪羊行为。例如，这是 2020 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一项针对英国社会调查数据的研究得出的结论：经济困难感越高的群体，越倾向于将移民或外来者视为问题根源。

宏观世界里，系统性问题的致命点，在于①系统性本身难以解决，甚至一旦系统本身被否定，就意味着透过系统建立起来的规则将会全部坍塌；或是②人们已经在体制中形成体制化症候。当人们长期生活在高压、自由剥夺、人格剥夺的环境之中，他们在社会生存和生活技能方面会出现缺陷或障碍，一旦回到社会，往往无法适应。

系统的“替罪羊”，在系统内部会有一套完全闭环的逻辑，而当当事人从系统中脱离，或是保持独立思考、从系统外部的视角观察时，很快就会发现这套“替罪羊机制”的致命漏洞。

所以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才显得更“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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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微观世界，替罪羊机制保护的也是“个体的系统性”，比如在《偶像崩塌三部曲》里提到的，当一个人所模仿并与之进行身份等同的“偶像”崩塌时，三件事会同时纠缠在一起：

• A 是好的。
• 但 A 做了我无法接受的事情，以至于我对 A 进行了全盘否定；或是当大部分人都在以我无法接受的事情否定 A 时，我的身份标签开始丧失；它不再特别，甚至变成了“我因为喜欢 A 而获得了更加负面的标签”；
• 但我必须坚持我是一个具有判断力的人，可以决定自己是否还要继续喜欢 A。

我反而觉得“替罪羊机制”其实是人类的“防呆机制”，一旦这个功能介入上述的三个纠缠的系统，就可以瞬间找到一个外部责任人来转移内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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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写这段话的当下，咖啡厅正在发生一场争吵。一位家长没有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孩子在咖啡厅疯跑时，撞翻了另一个顾客手中刚从吧台取走的蛋糕。而这个没有看管好自己孩子的家长，第一时间责怪咖啡厅的座位和吧台之间的通道设置过窄，才导致自己的孩子撞到了别人。

真他妈是一个漂亮的例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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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一个朋友问我今年要不要年年焕新 iPhone Duo，我实在是想不到我会使用折叠屏的场景，加上 18 跟 17 的差别几乎没有，所以我本打算今年就放弃年年焕新的资格。

倒是我这位朋友非常积极地不断说服我，她甚至还说出了“需求都是被创造出来的”这样苹果自适应的 slogan，聊了好几天，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就顺便戳穿了她：

你是不是觉得，就算自己买了不喜欢，至少也把我拖下水了。

我被骂了没良心之后，虽然这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玩笑，她倒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处理感情时，似乎也习惯性地用到了这个招数——就是当自己发现不爱对方的时候，把对方也拖下了“不爱对方”的浑水里。故意折磨对方，让对方流露出一丝不爽、嫌弃或愤怒，都可以用来证明对方不再爱自己，然后顺理成章地发展到争吵、分手，甚至是被对方甩掉。

把另一个人拖下水，真的有助于改善困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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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博客常常聊到“中国人向来讲究‘死者为大’”这件事本身，是有一个底层模型的，它的荒诞落脚点，就跟恶魔低语怂恿我换手机一样，这种“拖下水”的乐趣，其实就是所谓的“替罪羊机制（Scapegoating）”。

断定当事人「为什么」要自杀，一方面是不符合「死者为大」的规则，另一方面是亲属之间本身也不太好找出那个「罪人」，毕竟还有一个「孝文化」卡在那里。那既然不好定罪，又不太好找到罪人，那不如就用法律作为最后「复仇」的手段——去制裁那些本应该按照道德要求谴责、追责的罪人。

——《他人自杀条件创造罪》

前两天，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对我无能狂怒的中年男性。他在进电梯后，看到已经在电梯里的我，便开始低头刷起抖音，没有关注电梯按下楼层的情况。直到跟着我一起抵达车库负二楼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进电梯后没有按一楼。那一瞬间，他怒气上涌，立刻找到了我这个唯一的“责任人”；他先是抱怨我“这个点下什么车库”，我怼了一句“你是只会刷抖音吗？”他见我违抗，气不过，又抱怨了一句“你怎么不提醒一下我”，我继续用刚才那句话怼他“你是只会刷抖音吗？”

他只敢在电梯门快要关上的瞬间，大概是用他能想到最脏的话骂了我一句，但他尊严扫地的事实已经达成，这件事只会让他越想越气，我也只能祈祷下一个遇到他的“软柿子”别被他捏得太狠。

这便是替罪羊机制的底层逻辑：人们往往会本能地寻找“责任人”来宣泄怒气，即使对方与问题无直接关联。这种愤怒可能是情绪上突然爆发，也可能是对自我无能的内在狂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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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果在事情没有爆发之前，就提前找到了“替罪羊”呢？

朋友聊起她的感情生活：大部分时候，当她自己觉得腻了，或是对感情不再抱有希望时，她又不想真的成为那个“坏人”，所以她会先冷暴力一段时间，而对方如果在冷暴力期间并没有察觉到她的变化，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你不再爱我”的证明。

如果对方发现了她的变化，她则会以“你猜得对不对”作为考核标准，从而不断地增加难度，将对方逼至绝路。她交往过的大部分前男友，都在这个阶段嫌烦，提出了分手。于是她就顺理成章地满足了结束关系的原始目的，但同时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受害人”身份，可以暂时在那段时间，成为朋友圈中的“焦点”。

就跟她怂恿我换 iPhone Duo 的逻辑一样，她先预设了苹果的首款折叠屏可能会有很多问题，与其自己承担可能的风险，不如让我也参与其中，共同承担看似可能被平均分配的风险；甚至很有可能，我也可以成为那个“责任人”——“你当初为什么不阻止我，你不是也买了吗？”

虽然帮她把这件事点出来有些不近人情，但她似乎也意识到她在每一段关系里都在使用同样的方法，将一个关于自己不再爱对方的既定事实，通过风险转嫁的方式，归咎于另一方，从而逃避自己内在的愧疚与自我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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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见大，今天先从微观世界聊聊个体的“替罪羊机制”，明天继续聊聊宏观世界的“替罪羊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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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突然能看懂八字了，所以就找了几个身边的典型案例来看，其中也包括我自己。

虽然还达不到“算命”的程度，但已经可以将八字和剧本里的人物原型结合起来。不同命格的人就像拿到了不同的人生剧本，他们要面对的课题或接下来需要遭遇的剧情，都很有宿命论色彩；八字中各种类似数学公式的组合，又形成了不同的叙事结构。

就比如建禄格，并不需要明确知道它的实际含义，可以从“贴标签”的角度来理解这类命格的人：他们往往稳健自立，容易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踏实、重信义、有行动力，但同时也容易变得固执、自我、竞争意识过强——上面的这些形容，是不是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说得过去？因为这些标签只要贴得够多，便能让人感觉到自己“特别”。

但有趣的是，建禄格的人，很害怕比劫——同样不需要知道它的实际含义，其实就是他们很害怕有人来分夺自己的资源，所以一旦遇到大运或流年出现比劫的情况，他们多多少少都会感觉到无力，或是好不容易做出来的东西，也会被别人夺走；或是自认为准备充分，却不及他人的一语成谶。

建禄格这种本身就带有很强比劫色彩的命格，在某些配置里尤其忌比劫再来，于是很容易被解释成一个非常适合写进剧本的命题：一个高度强调自主和占有资源的人，偏偏不断遇到与自己争夺资源的人。这也大概是他们的人生剧本里最可能出现“人物弧光”的部分，比如试着脱离原生家庭，或彻底接受原生家庭带来的诅咒。

当然，我并不是在这里宣扬“封建迷信”。我虽然越来越倾向于宿命论，但我仍然认为自由意志是有其作用的——就拿建禄格的人来举例，他们可以选择远离自己的原生家庭，甚至主动放弃原本可能从家里分得的财产，避免与兄弟姐妹去争夺资源。

但谁又能保证，这些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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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一个爱算命的人，所以我也很少建议身边人将算命作为解决方案。但如果真的走投无路，或是我明确知道对方内心已有一个笃定的决定，却无法靠自己迈出第一步时，我反而会建议他们把算命作为“一味药”，借助别人的推动，大胆做出自己早就想做的决定。

这就如同事先约定：掷中单数，便去做那件犹豫已久的事。当骰子第一次落地是双数，而一个人想要捡起来再掷一次时，答案就已经浮现心头。

不过这也是我做不了算命的根本原因，我大概会戳穿那些想要算命的人的底层逻辑：他们希望有人推自己一把，或是把一枚只能掷出双数的骰子递给对方，让他直面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俨然让算命失去了最有“乐趣”的部分——让他们为自己的决定找到一个无需完全由自己负责的依据。

我常常以文人相轻的姿态调侃蔡康永——真正的“说话之道”，与其由这些酸腐文人撰写，不如交给一个铁口直断的八字先生ⓘ。他们面对一个大限将至之人时的说话之道，才是真正的艺术——当然，很多八字先生其实并不会看“死期”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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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观察过老婆给别人做命理：即使对方遇到的是一个注定闹得鸡飞狗跳的渣男，她也不会干涉对方的选择，只会向对方呈现两扇门。一扇通向继续与渣男纠缠所要经历和承受的代价；另一扇通向远离渣男后的生活，也有相应的代价。

所以最终走进哪扇门，都是当事人自己的决定——甚至很有可能，无论怎么干预，她那段时间的“命”就是要跟一个渣男纠缠不清，就算她做出了分手的决定，两人还是极有可能分分合合，闹得鸡飞狗跳，但这就是对方所要经历的一切。我老婆作为命理师，能够给予的最大帮助，是让她清醒地知道自己要面对怎样的选择，了解每种选择背后的代价，并帮她减轻这些代价造成的损失。

不过遇到这样的案例，当事人很可能还是会去经历鸡飞狗跳的部分，但这段必经的过程，也会成为她遇到下一段良缘或彻底深陷其中的“前因”，于是这样一环扣一环的前因后果，才是我认为最具“宿命论”的部分。这些构成此刻的“她”的因果，也只有在她做出选择之后，才会让她意识到当初还有“另一扇门”可供选择。

所以一不小心，命理就与另一个奇妙的东西打通了——贝叶斯理论。当然，这是一个太过庞大的话题，之前已经聊过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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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来自算命的“乐趣”，在于比较。

我开始搞懂命格之后，也会去关注所谓的“好与坏”这件事，既然命格是每个人拿到的人生剧本，那剧本本身也会有完全不同的起承转合。在好坏之间，最容易被察觉的往往是那些“坏”的部分，就像是剧情中的冲突，与一个还剩 1 小时 57 分钟的定时炸弹相比，一个只剩最后 20 秒、必须决定剪断蓝线还是红线的炸弹，显然更具叙事张力。

就比如最开始举例的建禄格，谁会希望看到一帆风顺的剧情？多多少少都得制造点冲突，让剧情跌至谷底，才能体现出触底反弹的张力——但现实并不完全等同于故事。如果一个建禄格的人，自己有个亲兄弟姐妹、或是在大运和流年都遇到了比劫天干，那基本上这个人就被会折腾得死去活来了。

故事往往让人们看到那些最耀眼的人物弧光诞生的时刻，但现实比铁口直断还要冰冷——现实中的一切也无法像故事那样被完整记录下来。对观众来说最精彩的人物弧光，对活在其中的人来说，通常就是灾难。

人们又在追求叙事性，这就需要“比较”；各个命格有各自的优劣，喜忌也有所不同，一个看似稀有特殊的建禄格，也可能在人生的历练中，被折磨成最“普通”的那种人；而一个最平平无奇的身弱命格，也可能顺势而为，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

命理师知道冲突，希望替人减轻冲突；作家知道冲突，却巴不得人物往里面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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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我好像只能直断，委婉不了一点，也看热闹不嫌事大地构想着每种命格剧本都会经历何种的冲突。另外，我本人并非建禄格，以上内容只是我用于“比较”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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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的邮件订阅文章，打算聊一个非 Newsletter 的话题：

人生有不同的选择，但如何确保自己选择的就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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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9月7日，泰国军方带领媒体及东盟观察团进入柬泰边境奥斯玛的一处大型诈骗园区，在园区办公室的一处墙上，用中文写着八个字——只要结果，拒绝理由。

不过这件事有好几层扣环，诈骗园是“错”的，它所信奉的理论也应该是“错”的，所以这八个字在日常的世界里也应该是“错”的，因此“只要结果”这件事也可以说是“错”的。或者反过来，那些认为“只要结果”是错的，也可以用“诈骗园正在宣扬这样的理论”来证明它是“错”的。

那这句话本身有没有对错？不太好说，至少在很多情况下，拿不出结果的人，往往也是最会为自己拿不出结果而编造各种理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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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时候，我是一个结果主义者，但需要区分结果和成功的概念，做出结果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成功，也有可能做出失败的结果，但总之是做出了结果。

以前还在职场时，我最头疼的一类人，就是告诉我事情没有完成，或是在某一个环节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一开始都会试着追问一句：“那解决方案是什么？”但经常会得到“这不是我能控制”的说辞。所以后来我在用人方面也会更喜欢重用那些在呈现问题的同时，也会提出自己所能想到的解决方案的人，而我则负责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

当然，现代职场可能已经换了一套思路，即“不是我该做的，我不会参与”的原则，多做多错，少做少错，既然生存法则已经进化到这样的模式，那我也必须承认我过去认为可行的逻辑可能并不适用。所以后来出来单干后，我在招聘时会特别要求对方具备这样的能力。

这件事倒很像是“诈骗园”，因为只要证明我的理论是错误的，或是证明我的人格是错误的，那么相应地，后面与我连带的东西也都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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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我潜入了一个“写作小组”，后来我被“驱逐”之后，又有几个人顺着群主的关系添加了我的联系方式。他们希望我也能建一个类似的小组，但我后来婉拒了，只和其中几个人保持一对一的社交关系。

这几天，其中一位朋友给我留言，问了一个我也不太能回答的问题：写作是不是结果主义？我换了一个例子来说明：

一个厨师整天向人介绍自己能复刻最经典的满汉全席，甚至声称能否做出满汉全席，是厨师界评价厨师好坏的硬性标准。于是他认为自己能把如何做出满汉全席说得头头是道，自己自然也是一个“好厨师”——那食客要求这位厨师做出一桌满汉全席，是不是在拆他的台？

但这件事本身有一个断层问题——很多文化评论家、剧本诊断师甚至可以没有一部属于自己的作品，但是他们确实能够因为自己看过足够多的作品，而形成一套评论和诊断系统。这就好比一个从来不会下厨的人，但因为吃了足够多的美食，他当然也可以成为美食评论家。

不过很快，这位朋友发现我们在举例过程中的“漏洞”——作家和文化评论家、厨师和美食评论家，是两组等同的概念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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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个例子还可以进一步拓展——

当一个人以自己能够做出满汉全席而自封为“好厨师”时，他是否应该接受食客的考验，证明自己能够做出满汉全席？既然他已经通过这个叙事获得了“厨师”的身份标签，自然也得接受他人对这一身份标签的质疑吧？总不可能这个厨师指着对方鼻子骂一句：“你你你，你有资格说我吗，你能做出一桌满汉全席吗？”

同理，一个自称“作家”的人，自己做不出任何像样的结果，整天去怀疑和质疑他人的结果，那他人是不是也有反过来怀疑与质疑他的资格？这就跟泼妇骂街一样，指着对方骂她是妓女，就好像能证明自己不是泼妇一样。

当然，并不是所有领域都需要“结果”。就像我两三年前参加过一个剧本创作小组，看上去每周都在开会，都在讨论作品本身。到头来只有我自己写了三个完稿剧本，也顺利地成为了被攻击对象——或许对他们而言，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周都能通过这样一天的头脑风暴，获得“我原来在做事”的颅内高潮。

如果对目的进行拆分，结果本身也会随之被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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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不是结果主义？

这倒不是一件有标准答案的事。如果有那么一个可以说服自己“我现在不写，是因为我认为有比写更重要”的理由，那写作就不需要结果——再不济，就去质疑他人的那些“结果”好了。

就像仅仅因为这句话出现在诈骗园的墙上，便可以否定它本身；这种否定是在否定另一个更“强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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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 收到一条求助性质的留言，跟对方沟通后，决定匿名分享出来，因为它非常具有代表性。

留言的朋友称：自己跟前男友分手很多年，但她这么多年总是会在某一刻突然想起他，而且总能非常完整地讲述她与前男友在一起、直至分手时的场景。她身边也有好几个朋友一直作为她的倾诉对象，听她讲述她的回忆。但最近她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她在搬家整理物品时，发现了自己在恋爱期间写过的日记，她在读完这些日记之后，对自己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因为日记里记录的那些、她认为本应由男友为自己做的事情，在现在的她看来都非常“作”，让她觉得自己就是网络上最厌恶的那种女性。她甚至不敢相信，日记里的记录几乎与她现在描述的那段恋爱经历完全相反。

于是，她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在杜撰回忆，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哪一个环节出现了心理疾病，这么多年，她一直以为在当初那段恋爱中，是对方劈腿、背叛了自己，而自己选择了原谅对方，成就了自己的伟大高洁的人设；但没想到在自己当时写的日记里，她才是那个把对方逼到窒息的人，比如她会因为男朋友晚回家 5 分钟，就把对方锁在门外。

她觉得有些崩溃，甚至有些羞耻，因为她意识到，自己跟朋友聊起前男友时所讲的“版本”，似乎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版本，而她的朋友作为见证人，可能会觉得她是不是精神状况不太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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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忆，有两种说法，一说是人类会杜撰自己的回忆，另一说是人类会记住那些最美好的、最纯粹的部分，而这部分不会被篡改——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篡改论”者，不过这两项研究没有谁对谁错，每一种研究都有各自的依据和数据结论。

我之所以笃定记忆是会被篡改的，是因为我见证过太多“前后版本”不一致的事情。

说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当成年的孩子向父母聊起自己童年遭受的悲伤与痛苦时，往往得到的答案是“我们忘记了”，即使没有忘记，他们彼此记住的故事也很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版本。无论是父母为了维持身份权力，还是孩子因为记仇，各自的回忆里都会存在一个自己更确信、抑或是更有利于自己的版本。

各自都记住自己的版本，并不意味着真相不存在，人们往往也更倾向于把自己相信的部分当作真相——更别说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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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我和@孤斗 聊到过他的回忆，他会很介意对回忆进行再加工，比如将回忆翻译成故事或是小说，因为他觉得这些回忆是美好、纯粹的，用于与现实中的自己相区隔，所以他会觉得回忆是不会被篡改的。

我很喜欢“拆”他的“台”，所以我提出，回忆都是经过杜撰的产物。不过我们并没有就此深入聊下去，因为这个话题很有可能会在未来某次午夜梦回时突然惊醒彼此——特别是当那些被视为珍贵的回忆，在别人那里还有另一个版本时，其纯粹性便会就此崩溃。当然，如果这些回忆只是自己认定的真实，自己也不要求所有人都将其视为“正确”版本，个体可能会好受很多。

举个例子，就像我们跟助理闹掰之后，她在自己的世界里，将我们重新加工了好几个版本，如果我们需要向每个人解释并修正他们听到的版本，对我们来说不仅太累，也毫无意义。特别是当她有了立场，并形成群体效应之后，我们的修正行为可能会招来更大的麻烦。那就任由自己成为她世界里的那个“反派”，至少对她来说，这能替她合理化许多想要一带而过的问题，也能避免她在某一个午夜梦回时，突然意识到“是自己的问题”而陷入深深的自我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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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人问我，今年要换手机吗？我实在想不出自己究竟会在怎样的场景下需要使用 iPhone Duo。这是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不想再用年年焕新的资格，我朋友倒是想得比我明白：“我为了年年焕新的优惠，怎么都得找到 Duo 的使用场景。”

这倒是“回忆”的功能之一：为需求而存在。特别是那些需要通过加工变成另一个版本的回忆，现实是既定的，但回忆可以杜撰那些现实以外的感受与“我认为的真相”。

这倒不是坏事，至少人们在回忆时，或是拿到 iPhone Duo 时，哪怕不喜欢，也得为自己创造出需求，以适应真相本身，面对也好、不想面对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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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常来小区喂猫的“爱猫阿姨”，因想毒死野狗却毒死了小区流浪猫——这件事最终还是在这群定期来小区喂猫的“爱猫阿姨”中传开了。于是阿姨之间又默默划分了各自的区域，甚至连为了让猫在下雨天也能吃上干净猫粮而准备的饭碗，都是她们亲手制作的。

早上遇到一个正在给猫粮碗里添粮的阿姨，同时虎视眈眈看着她的，还有一只没牵绳的萨摩耶。萨摩耶似乎很好奇为什么一群猫围着一个阿姨；见到她开罐头，它也非常激动。每当它想要靠近时，围在阿姨身边的流浪猫都会冲着它嘶叫，发出威胁。

狗也看不懂，所以只能冲着它们乱叫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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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捡起石头砸狗，狗更来劲，几乎要冲进猫堆里。最后才被闻声赶来的主人拽走。

“你狗不牵绳嘛，上次就有只狗在那边就差点被毒死了。”喂猫的阿姨有些轻蔑地训斥着狗主人。

狗主人倒是老实，连忙赔礼道歉，紧接着问道：“哪里？”

“上次 1 栋背后那条路，那个人投毒的，结果把小区的猫毒死了。”

“哪个哦？”

“就是另一个喂猫的，那个女的好久都没来了，可能晓得自己做了错事吧。”说着，她又开了一个罐头，正准备分装到一次性餐盘里，围在她周围的猫都在她的裤腿上蹭来蹭去。那只萨摩耶听到罐头的声音，又差点冲了过去。

“是那只叫花生的猫吗？”我牵着狗，让它们和萨摩耶互动了一会儿，向那个喂猫的阿姨问道。

“啥子花生哦，她乱取的名字，别个叫摩卡。我们这几个经常喂的都晓得。”喂猫的阿姨先是抬起头看了看我，又嫌弃地回应我——但我知道她不是在嫌弃我，因为她只有在咬着牙说出那个“她”时，才露出嫌弃。

“哦哦哦，摩卡摩卡。”我回应着她的嫌弃。

“就是她，想去赶野狗，结果把我们的猫毒死了。”那个阿姨说着，便向我示意了一下手里的罐头，继续问道：“要不要给两个乖乖也吃点？”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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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走几步，我就看到了另一个绑在小区围墙栅栏上、用于喂流浪猫的猫粮桶，里面已经很久没有放过东西了，积满了污水和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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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在陌生城市坐车，看到车辆经过的高架桥下、或是立交桥中央的杂木林，我的脑子都会自动为我播放一些奇怪的画面——我弄丢了自己的狗，然后在这些荒无人烟的地方，找到了瘦骨嶙峋、浑身是伤的它、甚至在看到我时，它第一眼会本能地躲避。

我几乎无法阻止这种悲观画面出现，我并不是享受这样的“剧情”，而是大脑会自动为我播放，所以唯一的办法是不断地告诉自己——我得好好地善待家里的两只狗，至少我得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

虽然从心理学上看，这件事很容易得到解释，但还是那个悖论——它不会因为我知道这些知识点，而自然地消解；每一次，那种揪心的画面都会让我产生强烈的悲伤情绪。这不过是因为养狗后，身体的催产素水平保持在了比较稳定的高位，类似的恐惧模拟也由此产生。

但感受本身，才是先行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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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无论是我被偷看的日记，还是我因为知道日记被偷看而故意写给家人“偷看”的日记，都充满了大量的悲观猜想。

以至于到了现在，我妈还会对我说——“你写的东西太阴暗了，在看完之后，会有一种被拖入到黑暗里的感觉。”我也欣然接受这种评价，这就是我从小的“乐趣”，我并不是在故意制造黑暗，而是在呈现我看到的深渊，而人在凝视深渊的时候，自然也会被深渊凝视。

这样的“阴暗感”要付出的代价，就是当我为自己制造悲观主义的幻想时，会更加地阴暗、真实、难以承受。比如与爱人的分别、与狗的分离。在昨天的内容里，还留了一个后话——痛苦之所以令人着迷，是因为它会迫使身体分泌内啡肽来麻痹身体；而大量的“悲观幻想”，也可能反向激活某种心理防御——反事实思维（counterfactual thinking）。即：

• 向上反事实思考：想象事情本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变好，通常引发后悔情绪，从而激励未来的改进行为。（例如：我本应该提前做好准备。）
• 向下反事实思考：想象事情朝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从而激活心理防御机制，并减轻事实结果导致的心理损失。（例如：我还好只是把车刮擦了，而不是发生严重车祸。）
• 灾害模拟：通过对某种灾害的不断模拟，以激活应激反应，从而激发对当下的珍惜，并维护依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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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德赛》下映前，我又看了一次 70mm IMAX 版本。阿尔戈斯终于等回奥德修斯，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段剧情无论看多少遍，我都会流下眼泪。我只能把这件事归因于养狗：“小狗杀”的剧情对我来说几乎是死穴。

这件事无非就是催产素作祟，让人产生了暂时的分离焦虑，尤其会唤醒分离时的痛处。

前段时间，一个朋友向我抱怨，说自己老是梦见被抛弃在荒郊野外，她不得不总是踏上寻找回家的路。我问她小时候是否被“抛弃”过，聊完之后，我们发现自己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小时候因为父母分身乏术，不得不把我们送到不同的亲戚家，哪怕我们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但还是因为“为了我们好”而将我们交由他人照顾。这虽然不是“抛弃”，但是对于童年的我们来说，它足以构成“被抛弃”的情绪要件。

大人只会把小孩子的“不要”翻译为情绪，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所有的情绪都可能找到一个解决方案——以至于小孩子自己的解释也无法成为情绪的最终解释，最终答案必须指向某种他们认可的“因果”。

我至今都很难想象把狗送到别人家寄养的情形。我唯一能做到的最大妥协，就是在我出差时，将狗送去它们从小上学和玩耍的狗公园寄养。

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总是幻想它们走失在荒郊野外的那些痛苦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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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一步拆解，在这些痛苦的画面里，最让人痛苦的，是“它还是认出了我”。

这是另一个亘古不变的命题，超越痛苦，但又是痛苦的本源：

一个曾经被你爱过的生命，在被世界抛弃之后，是否仍然相信你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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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一则私信，我就写了这么几个字：你会痛苦吗？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所以得先向对方统一一下“痛苦”的标准是什么。比如，我是一个很喜欢折腾的人，但对于渴望稳定、确定性的人来说，这种对不确定性的追求，可能本身就是一种“痛苦”。

这倒不是一个需要去纠结体感的东西，因为痛苦最开始就是一种感受；而非通过准确的方式定义之后，它就变得可被拆解——甚至连拆解本身都是无意义的。但既然这个问题被抛出来了，那倒是有值得回答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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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可以定义痛苦？

硬要说，痛苦在哲学层面可以被拆解成好几种理论。但哲学对于痛苦的拆解并不能解决痛苦本身。就像是那些总是喜欢对号入座的人，他们就算告诉自己不能上对方的当，但还是忍不住想要对号入座，总觉得对方在处处针对自己——但有没有可能，别人根本就不在乎他？而如果“没人在乎他”的事实公之于众，那这才是真正“痛苦”的伊始。

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所谓的痛苦，是因为它将原本的身份连接、定义、意义赋予都一同拆除后，进入到了一段无法自我定义的虚空，就连痛苦的参照物也会消失：把别人作为攻击目标，却发现没人在乎他；或是把自己作为“对”的证明，却发现那些“错”的人并没有因为他的证明而受到惩罚。

举个例子，一对情侣分手后，一方总是在以各种方式去窥探对方的生活，对方过得不好，他认为自己“赢”，而对方过得好，他又不想承认。而最痛苦的，不是对方赢了，而是对方根本不再在乎他，开始了一段不再需要他的生活，他才发现自己才是那个纠缠着痛苦不放，甚至一旦失去这份痛苦的感受，自己谁也不是。

所以定义痛苦的人永远不可能是别人，而是那些正在“享受”痛苦的人。而真正的痛苦，在存在的意义一并失去后，他们也失去了定义痛苦的资格。

那人为什么会“享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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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驱动

一开始绕了很大一圈，是为了撇清我在定义痛苦的行为。

在创作驱动力方面，以前提到过“痛苦驱动”这件事。有很多人认为，艺术源自于痛苦，一方面是因为痛苦是最容易让人产生共鸣的情绪，另一方面是痛苦之人需要艺术的抚慰。痛苦驱动几乎是很多创作者都会经历的时期，特别是深陷在“回忆”之中，将回忆的痛苦拧干，或是因为回忆的纯洁性来反观痛苦的现实。

所以痛苦往往就像是吃辣椒，它并不是因为单纯的好吃，而是因为辣椒碱激活了人类的痛觉系统，从而迫使身体分泌大量的内啡肽，以安抚身体。而分泌内啡肽也是人在处于痛苦时的一种自我调节。

但痛苦驱动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即，这股能量会随着“麻木”而消失。所以一些人为了维系这份动能，可能会主动去追求“痛苦”。比如之前我知道一些编剧，会在生活中，将自己置于一个不断在经历痛苦的角色里，感情、家庭、自我责罚，以此获得源源不断的痛苦。

但痛苦的阈值也会一点一点提高，直到痛本身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我差不多 10 年前，确实是一个痛苦驱动型的写手，因为痛苦直接勾连的是感受，而感受可以激发大脑想象和意识流，完成我现在几乎不可能再完成的意识流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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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并快乐

因为犯错得到家人关注后，虽然他们受到了责罚，甚至是痛苦，但同样也获得了被关注。

成年后，这种痛并快乐往往会和“存在性”挂钩，就像我在《关于死本能》里以祥林嫂举例：她的存在性，是不断地向人讲述阿毛如何失踪、如何被狼吃掉、自己如何的痛苦，以此作为连接——阿毛已经没有了，如果连她对阿毛作为叙事结构的权力也丧失了，那她就彻底失去了自我。

在过去接触和解决的案例里，常常有人在一段感情里，明明已经坐实受害者的身份，但他们会非常享受这样的身份，并且就这段过往不肯放手，甚至迟迟无法进入下一段感情，或是用它作为道德绑架的筹码，去迫使下一段感情按照自己的期待进行。

痛并快乐最残忍，不是对自我的折磨，而是迫使他人必须要接受这种因为痛苦建立起来的身份。就像是已经不想再听阿毛故事的人，他们能以此否定祥林嫂吗？不能，因为祥林嫂因为她失去了自己的儿子，而永远处于那个“谁弱谁有理”的身份之中；自然而然，愿意接受她这个身份标签的人也只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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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是痛苦的？

思考是痛苦的吗？我认为是，但这种痛苦又不是肉体或精神上的折磨。

从激素的层面来说，高强度思考会因为迫使前额叶累积代谢副产物（例如谷氨酸），让人在生理上实际感到疲惫和不适。如果思考本身是持续的，无法得到及时反馈，持续的压力又会因为引发沮丧情绪，从而激发痛苦感受。

另一种情况，是因为大部分人的思考路径是“解决问题”，甚至是追求所谓的“正确答案”。而在面对一些没有解决方案的问题时，思考本身就变得毫无目的性；这种无目的性又会让大脑陷入“自动填空”的情况，比如回忆、翻旧账、回忆那些让人尴尬的瞬间，或是对未来产生焦虑和担忧。

进一步，当人们试图用理性去强行改变那些“不确定性”的人或事时，这种挫败感会转化成痛苦本身。比如，自己的人生赌在一个根本不可能浪子回头的人身上，这种对不确定性的确定性追求，确实也是很多人痛苦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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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不能排除，有人会把“痛苦”作为一种身份标签，认为“正因为自己痛苦，所以自己才是艺术家”。但这类人要感受到的真正痛苦，并不是痛苦本身，而是他们如果真的陷入痛苦的那一天，也依旧成不了那个“大艺术家”。

不过，他们可能还会更加变态地追求所谓“痛苦”，并向人证明他们的“痛苦”是独一无二的。

除此之外，痛苦本身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但也不是件值得赞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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