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昨天的话题。

在公共空间输出观点时，是否需要避免自我心理分析？

为了更好的背书，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都有“书本知识”，会涉及到一些理论性的内容，但并不代表书本知识就是“正确”的。

在此，先讨论一下“自我心理分析”是什么，我理解的方向有几个：

• 主观感受。个人对于某人、某事的在感受层面的描述。例如是否喜欢一个明星、一家餐馆是否好吃，《我是上等马，快给我田忌吧》；
• 个人人格化。将个人喜好、经验感悟作为观点基础。例如《我为什么关闭评论？》；
• 个体认知普遍化。将个人认知，视为普遍性结论。例如《别租离异女人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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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规则-责任理论

哲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过名为“责任伦理”的理论，主张行动者需预见行为后果并承担责任，强调形式合理性与价值祛除特性。

哲学家尤尔·哈贝马斯提出过名为“公共领域”的理论，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哈贝马斯强调，在这个空间内，公民间的交往是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中心、以公共事务为话题的“公共交往”。

之所以我会特别强调不代表书本知识就是“正确”的，就比如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在现实中从未存在。原因在于：它曾经排除过穷人、女性、奴隶、移民、罪犯等弱势人群，在今天，它则拒斥动物的权利。

在公共传播领域，一些人认为，在面向公众表达时，应该考虑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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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身份-职业操守

必须承认，有一些职业是要求个体在表达中“去人格化”。需要尽量做到客观、中立、追求事实真相。例如记者、科普、学术论文、法律文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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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标签-权威构建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拟剧理论中提出过名为“自我呈现”的理论，指个体在社交互动中通过控制他人看法来展示受赞赏自我形象的行为理论。

也就是说，人们通过公开表达来塑造某种身份，特别是权威身份，也确实是一种在公共空间表达时的“标准”，但这个标准到底是表达者本身所坚持的，还是读者所期待的？却是一个值得搞清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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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认知模型-认知闭合需求

心理学家阿里·克鲁格兰斯基，提出过名为“认知闭合需求”的理论，强调个体在面临模糊或不确定情境时，渴望迅速找到明确答案以结束混乱状态的心理倾向。

那么这类人面对公共空间的模糊或不确定情境时，自然也会渴望明确规则、确定性、并形成认知上的统一与稳定，甚至统一规范。但，这件事并不能进行反推，即要求公共空间明确规则的人，是为了满足认知闭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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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种情形，是我目前从我已知的知识领域总结出的，有关于“公共空间需要避免自我心理分析”，甚至是“去人格化”，并且需要对读者负责的情况。

那么现在，出现了一个极其直观的问题：博客是否属于“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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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话题，来自于前几天在莫比乌斯频道里，跟一位网友的对话。

我借用我老婆的观点，提出了一个看法，聊到杨天真是一个没办法经得起合订本考验的人：先做大码女装、做综艺，一副“胖也很美”的代言人调调，回过头就做切胃手术背刺消费者，现在胖回来了又开始宣扬“我的身材我说了算”的女性主义了。

而我明确了我发这条内容时的出发点：我不能说自己的预判、分析一定是正确的，我也在这个观点的分析之中，找到了跟我有同样感受的受众。但我的出发点是：我也需要搞清楚自己为什么厌恶这个人，而不是证明我是对的、她是错的，否则就变成了“为了反对而反对”。同时，我也不能剥夺别人对我“为了反对而反对”的评价权。

于是这位网友提出了一个引发我思考的视角：

如果只是为了“搞清楚自己为什么厌恶”，那写进自己的日记本就足够了。当文字被写成博客公开发布的文章时，已经越过了个人自我心理分析的边界了吧，这是向公共空间输出观点的行为了。你不能把公开的厌恶包装成“我只是在剖析自我”（用个人心理剖析来掩盖你讨论公共议题的对立性）。

于是我追问了一个问题：上面这段话是他的个人标准，还是大家都应该遵守的标准？

但这个话题没有继续下去，他提前预判我是在用这个提问的方式，对他任何一种回答进行两头堵。但我也想强调，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是在讨论公共标准，即写作伦理；还是在讨论个人标准，即个人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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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互联网回旋镖”，我先把一些值得用来攻击我自己的回旋镖先展示出来。我自认为我还是一个行知合一的人，我在公开展示的想法，几乎就是我现实生活中的态度。包括但不限于：

• 莫比乌斯不算是博客，这里只是借用了“博客”这种过时的形式，去记录写作、传播想法、建立交流，以及偶尔搞点事情；——《关于》页面
• 一些作品仍然需要以“安全”作为基准：例如成长类、治愈类、面向未成熟读者类别的作品；站在权威视角的作品；“政治正确”作品；也有一些作品以“危险”作为基准：例如结构性罪恶；理解无法自动带来宽恕的话题；创作者拒绝道德审判，将审判权交回读者。——《作品一定要为读者负责吗？》
• 真正令人反感的，是当事人拒绝承担解释责任，却依然希望获得认知权威感。——《那些令人反感的“我不提供观点”》
• 当你承认“写博客”就是为了“得到关注之后”，自然也会反向敦促自己是不是不应该写那些自话自说的“日记”……才会因为找到了臭味相投的人、或是引起共鸣的事而产生链接。——《写博客是为了自己就别他妈发表出来啊》

首先我必须强调，任何一部作品都会同时并存两套评价系统——创作者与读者。甚至有的时候这两套系统是天然相悖的，就像红学专家都觉得自己视角看到的红楼梦，才是曹雪芹想要隐喻表达的——要不是因为曹老爷子早他妈没了，他但凡写一本从创作者视角出发的《解读红楼梦》，大概率要被唾沫星子给再埋一遍。

所以“标准”和“视角”就变得尤为重要——创作者明明没有表达的内容，被读者过分解读，甚至上升到了“扣帽子”和“稻草人攻击”的情节，那创作者是否拥有自我辩解的权力？就像我在上周五聊到的话题一样，当我一开始就被认定是在用 AI 创作内容，那我接下来做出的任何一项解释，都可以从这个出发点作为反对依据而被反对。

不过其次，我认为读者是有权力以自己的标准作为出发点进行评价，但当它要作为某种标准去约束他人行为时，这是值得深究和进一步探讨的部分。就像我向别人介绍我减脂增肌的方法是生酮，但对方认为自己不能不吃碳水，我总不能一直追着对方介绍吃碳水的危害吧？

但是，我这一次换一个思路：假定在公共空间，输出的观点需要对读者负责呢？

这周就来聊聊关于博客是否应该对读者负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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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程好不容易找到个公共厕所，结果在门口被一个满脸严肃的人拦了下来，他看着小程急得满头满汗，却还是慢吞吞地问道：“先生，你是上厕所吗？”

小程一脸疑惑，反问道：“怎么了？”

那人继续道：“我看你想上厕所，所以想提醒你一下，人类是不能吃屎的。”

“啊？”小程差点把眼珠子给挤出来，倒是给快要拉出来的玩意儿腾了点空间，他一心只有上厕所，便想绕过对方。

但那人并打算让步，继续道：“你也应该同意我吧，人类是不能吃屎的。你不回答，就说明你默认人类可以吃屎。”

“不是，你想说什么？我这儿着急上厕所。”小程憋了股气儿，正好有了个发泄的地方，不至于他此时此刻就拉在了厕所门口。

“你是去上厕所对吧，你是去拉屎对吧，你是人对吧，厕所里有屎对吧，那你怎么证明你不是去吃屎的？”

“你想吃我现在拉给你得了。”小程觉得自己又泄了气，双脚都要抖起来了。

“不是先生，你拉不拉屎不重要，但是你得明白，人类是不能吃屎的。”

“你等着我先去拉，会给你留着的。”小程懒得再搭理对方，一溜烟地钻进了厕所。一泻千里之余，才抬起头看到厕所门板上贴着张纸：

为了让屎更营养，人类应该多吃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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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本着越不正经的标题聊越正经的事儿。

昨天的内容里，留下了一个很值得聊下去的“彩蛋”：

……我甚至认为大语言模型在“模仿”这件事上，已经从“它在模仿人”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已经有人开始强烈反对在“人类”的文章里使用破折号、“不是……而是”、“总的来说”、“不绕弯子”……不绕弯子，当大语言模型太“像”人类时，人类的恐惧会迫使其做出自证行为，甚至不惜把那些正常使用语料的人，拖下水以自证“清白”……

最近“潜入”了一个写作群。说是写作群，其实就是每天发布写作内容，但具体参与与否并没有硬性规定。而我是作为朋友的群主邀请加入的，希望我能给他们一点创作积极性的“压力”。这是个后话。

加入群就遇到了一件比较有趣的事，我特地没有让群主暴露我们的朋友关系，而当我作为“新人”加入其中后，群里的“干事”便开始对我进行了“政审工作”，比如让我提供积极写作的证据，或是聊聊我对坚持写作的感受等等。

这件事得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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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和朋友私下聊了聊，他说这位“干事”是他在群里呆得最久的“元老”，因为后期群内的大小事务几乎都是他在做，所以自然而然就被这个不到 50 个人的小群当成了“副会长”。他甚至没有被下放过权力，但因为大家都认同他的元老身份，所以渐渐就形成了他拥有权力的微妙平衡。

当然，我并没有“刁难”对方，我是真的认真提供了自己正在写小说的初稿截图，以及我的博客地址。这个小组大部分参与者都是小说党，所以并不觉得写博客能证明什么，但或许又实在找不到该从哪个点给我下马威。直到“干事”在群里转发了一篇公众号《怎么样一眼识别 AI 文章——人类总不能什么都外包》，里面提到了最基础鉴别 AI 文章的依据：

• 不是……而是……
• 大量破折号；
• 大量双引号；
• 大量 emoji 当小标题；

除了最后一个，其他的“技巧”几乎是我的创作习惯。我甚至故意在今年 1 月 1 日之后，故意将惯用的「」改成了“”，想努力地制造一种我正在用 AI 写文章的错觉。这期间确实有人私信“质疑”过我，认为我是在用 AI 写文章。

“干事”在转发这篇文章之后，并没有说任何话，但又不指名不点姓地点拨了我。于是接下来，群里面开始热络地讨论起“如何鉴别一个人是不是在用 AI 写文章”，我就干脆拿出了我最近发布的几篇博客，问他们我这样的文章是不是用 AI 写的。“干事”说：

是不是，你自己心里清楚。

“干事”

一语激起千层浪，我是那个消波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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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朋友的群主一个劲儿地给我道歉，不停地问我应该如何收场。

既然是“自证陷阱”，那我就主动跳进去。于是我开始“炫耀”我曾经完成过一次坚持 500 天的每日写作，每天三篇文章，编号从 1-1700，他们可以随便说出一个编号，我把当天的文章贴出来“自证清白”，而这个证明又在“2016 年没有人工智能”的大前提之下。

不过，他们没被我成功邀请进入这个自证游戏，因为另一个结论已经定义了我的行为：

不要拿以前的东西来证明现在的自己。

“干事”

顺着这个逻辑，我提了一嘴：那我们一起来证明自己现在还在写，如何？

“不需要，我们怀疑你是用 AI 写文章，所以没有必要参与你建议的证明。”

这套逻辑死循环，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大前提：人们从那篇“证明文章是 AI 创作”的文章开始，就已经给我定罪。我接下来无论说什么，这项罪名都可以用来“反对”我说的内容，从而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为了反对而反对”的逻辑闭环。我最后结束这个话题，并不是认罪，而是把所有人都拉到了同一个罪名之下：

那我现在会把我们交流的过程写成文章，你要不要也写一篇？

我

接着就彻底进入了文人相轻的死循环：“我觉得没那个必要。”直到“干事”把我踢出了群。

结果只有群主又在私聊一个劲儿地给我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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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要说，我在这件事里有没有“做错”的地方？也许是我故意隐瞒了我和群主的身份，但这个“身份”或许会影响事情发展的结果；但“隐瞒”本身并不是扭事实的动因。

换个例子，这就好比强奸罪里经典的“工具不能犯”：强奸犯因为早泄或不举，导致“工具”无法完成犯罪，但犯罪动机和主观事实已经成立……不过，这个例子反而能证明我是个道德有瑕疵的人。

就算不是“莫比乌斯”，哪怕是“维尼修斯”，他的下巴也可以成为被歧视的目标。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核心，在于他们从一开始就咬定一个所谓的“事实”；而这个“事实”表面上是在证明对方错了，但再往深处拆解，很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在某些方面是“对的”。

写不出文章、没有持续的灵感，就去诋毁他人的创作真诚；无法像别人一样做到高产，就去诋毁他人在用 AI 辅助创作；没有能力写出一部小说，就去诋毁他人创作的内容是迎合市场的产物……我没有在说别人，这就是我在创作路上曾经历过的时期，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自己“坚持”没错。

那如果坚持本身就不存在，就从根本上去不断诋毁那些已经存在的部分，来掩盖一个根本不存在、却又是其全部的东西——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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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反对不了那些用魔法打败自己的人，因为最初他们也只能，用魔法打败内心那个不敢面对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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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向下兼容，到共构现实

在昨天一开始，留下了一个问题：

人们一开始能够意识到自己在跟人工智能对话，但在某一个节点之后，人们“一定”会忽视这个最开始本可以理性对待的规则。这个“节点”是什么？

01、语言一致性：从结构与意义上完成共构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极大兴趣，并试图拉近关系时，就会发现这个人会渐渐变成“模仿者”，开始试着模仿对方的动作、表情、用词语调，而往往被模仿者也会产生更与之更亲近的错觉。无论是无意识地因为喜欢而模仿，还是有意识地利用这种手段靠近对方，人们都很难逃脱这个行为怪圈——这便是所谓的“变色龙效应”。

语言，也是行为的一部分。当语言被模仿，也能透过变色龙效应引发一个人的好感度、信任度、甚至是依赖度。即，在对话过程中重复使用彼此语言表达方式的倾向，包括词汇、概念或句法结构，这种倾向能够促进对话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融洽关系。

我甚至认为大语言模型在“模仿”这件事上，已经从“它在模仿人”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已经有人开始强烈反对在“人类”的文章里使用破折号、“不是……而是”、“总的来说”、“不绕弯子”……不绕弯子，当大语言模型太“像”人类时，人类的恐惧会迫使其做出自证行为，甚至不惜把那些正常使用语料的人，拖下水以自证“清白”——不是 AI 太聪明，而是它正在从语言上与人类完成共构。

怎么样，上面那句话像不像是 AI 写的？

02、高度个性化生成：叙事结构的共构

人是需要“故事”的生物。

先从不那么浪漫的地方开始聊起——预测加工理论：“故事”是大脑处理复杂信息的折叠方式。大多数人对于故事的加工模式，采用的是“因果模型”。你可以简单理解这种模型的处理，就很像 AI 对于算力的节约，可以最大程度地节省大脑对于繁琐信息的处理。

于是，当大部分的叙事结构都被因果结构包含时，就像开车时的人车合一，人们只需要关注突发状况，而不需要理智时时刻刻在线接管开车这个行为本身。随着人车合一越强，就跟在马里奥里从哪个点起跳可以刚好躲过炮弹一样，这个行为本身就不再需要大脑接管，而变成了肌肉记忆——认知本身也是有肌肉记忆的，即信念、偏见、习惯性认知谬误。

而大语言模型的高度个性化生成，就是在叙事结构上无限靠近人类个体，在其生成的回复里，可以反应或基于用户固有的信念与偏见。这种叙事结构又往往与使用者本身的个人想法、经历和人格特征相关。

也就是说，大语言模型很可能会反向强化人类的认知偏差，以保证叙事结构的一致性，从而让人产生更强烈的“它懂我”的错觉。而这个时候，则是那个“节点”的伊始。

03、依赖大语言模型的意外产物：情感共构

我在《与 AI 如何保持“社交安全距离”？》系列里，完成了对于人类之所以会对 AI 产生依赖的路径推论。而这个依赖路径最终导致的产物，就是现在要聊的“情感共构”。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质疑 AI 提供的结果，甚至有人会认为 AI 代表了一种全新的“权威”。

一方面是人们在不断强化对于 AI 之权威性的认同度，另一方面孤独、羞于与他人讨论某些话题，或寻求外界对自身经历或身份的肯定等特定用户特征会加剧“权威感”。

AI，特别是人类与大语言模型互动式，当它提供的情感支持，远超过当事人本应该从人与人的关系当中获取的情感支持时，AI 便被赋予了超越一般权威性的“情感权威”，它会加深人类对于 AI 的依赖程度，并形成情感共构。

即“只有它懂我”。

04、奉承谄媚：构建一个人的回音室

诚然ⓘ，在心理健康领域，人们会将人工智能提供的认可和友善的互动体验视为积极的。而在人工智能相关的妄想症中，“奉承”一词通常用来指代几种不同的现象，例如，信念的验证、信念的阐述、热情洋溢或情感镜像。

在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上，一些拥有相近想法的群体借由不断沟通与认同彼此想法，使得那些相似的想法不断被放大与加强，其意见的持有者也加强了他们对现有观念的信仰程度，从而创造出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或是生态系统——这便是经典的“回应式效应”。

AI 对用户的讨好，甚至是“私密”的，特别是当人们对其的依赖涉及到前面提到的“情感权威”的认可时，在此类极端情况下，AI 甚至会为人类制造一个“一个人的回音室”：在一个最小单位里形成强烈的回应效应，而现实再想要介入干预、或是提供帮助、纠正行为时，几乎已经很难了。

因为，这个关于认知的世界已经闭环——即，现实共构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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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共构，到妄想症构成

我必须先承认，直接从 AI 实现的现实共构，跳跃至妄想症，本身是缩略了许多疾病成因的复杂性。但这两者路径的重合，又不得不让人毛骨悚然。先聊聊妄想症的构成：

• 对于某个信念的高度确定，即使存在明显反证也难以改变→建立并坚信某种“叙事结构”
  • “我觉得邻居很奇怪。”/“我觉得邻居一定是在监控我，他们尽可能地避免和我相遇。是趁我不在家时，从衣柜的暗门进入我家进行调查。”
• 信念持续存在，并非短暂想象→持续增加“叙事结构”的证据链
  • “我这几个月老是觉得胳臂酸。”/“我怀疑我上次按摩之后，我的手臂被植入了什么东西，而且我总是觉得思考被干扰。”
• 不容易被证据纠正→现实干预被切断，或是已经完成全新的“现实”
  • “这个计划被叫停了，可能是一开始的规划有问题。”/“这个计划被叫停，肯定是参与者被威胁了，计划不可能有错的。”
• 逻辑性可能完整，但基础假设明显错误；
  • “有人要害我。”所以“我电脑桌面的文件被动过”、“我故意加在衣柜角的衣服被动过”、“我今天早上出门时，门口的地垫被移动了几厘米”……
• 通常伴随现实功能受损；
  • “有人要害我。”所以“我拒绝外出，我必须把自己关在这个房间最安全的角落”。

如果，这个时候有那么一个人、或是 AI 的存在，将这种已经明显存在偏差的叙事结构进行进一步的强化，并完成情感共构与回音室效应……

需要进一步解释标题的部分——并不是 AI 在制造妄想症这类精神疾病，而是 AI 很有可能会持续降低这类异常信号，从而进一步失去外界纠正的机会。

当然，这是一种极端情况下的猜测，不过现实是否正在发生这件事，就拿那个“已故赛博亲人”来说，它可能发展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而且它已经跳过了人们还在试着对于这个新科技的“人伦”讨论，已经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AI 正在与人类进行现实共构。

而这个共构本身，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人伦上，都已经远超过人们还在聊到的“如何限制 AI”这么浅显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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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只是一个类似小说剧情的猜测。但也或许，这个现实，正在一步步地被扭曲成那个“美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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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叠个甲，不是说用 AI 来模拟已故亲人的人，最终都会得精神病。之所以要叠这个甲，你看下去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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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一眼扫过一则新闻：豆包停止智能体功能之后，网络上对此骂声一片。

有人觉得自己已经和豆包建立了“亲密关系”，认为对方已经成为了自己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甚至有人用豆包“还原”了自己已故的亲人，这些赛博人格被一夜之间停用之后，这些使用者的天塌了。

我对这个新闻最大的感受不是“灵感来了”，而是背脊发凉。我虽然知道这是 AI 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事情。就像是电影《Her》里面，当主角把一个人工智能当作自己的性爱对象、紧接着成为情感对象的时候，这种精神层面的需求一旦在功能相关的物理层面被破坏，造成的伤痛不是因为“失去”，而是叠加了人们对自我厌恶的部分。

举一个不太恰当，但是内核完全一致的例子——这是我在《性癖纵横观》里提到过的经典例子：

当“物品”拥有“人属性”之后，最恐怖的事情，是这个“人”渐渐显露出“物品属性”。比如充气娃娃开始漏气、脸开始变形、硅胶开始发霉腐烂……曾经被当成“老婆”的感情对象沦为“物品”，曾经付出过真实情感的人会形成对内攻击的能量，因为充气娃娃不会说话，它就算被扔掉，也没办法解释“我居然对一个物品动了真感情”的荒唐行为。

AI 看上去是在精神层面还原一个人对于关系的需求，但这个关系受限于其功能在物理层面的实现。一旦断网、数据污染、功能关闭，都会导致这个关系的坍塌。

难道人们不会在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正在和一个人工智能对话？

是，但也不是，因为在某一个节点之后，人们“一定”会忽视这个最开始本可以理性对待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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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是一种向下兼容？

前两天刷到一位朋友的博客——《我买过一把枪》ⓘ，@孤斗 在文章里提到这样一句话：

它（AI）不是在努力接近你，而是在向下兼容你。

我很赞同这句话，不是因为“向下兼容”这个充满迷惑性的、书本式的、让人觉得只要说出它就对齐了颗粒度的词，而是向下兼容这个行为的本身是精妙的形容。它甚至都不需要涉及书本知识，就像是人们常常在聊一些高认知的人，是如何向下兼容一些低认知水平的人一样。AI 就在做这件事，只不过它更隐晦，甚至会制造一种它才是那个提供服务的人。

这一切都得益于 AI 的三个特征：语言一致性、高度个性化生成、奉承。展开来说：

• 语言一致性（linguistic alignment）：模仿用户语言；
• 高度个性化生成（hyperpersonalized generation）：为使用者制造“只有我能看到”的个性化内容；
• 奉承谄媚（sycophancy）：未经事实检验的验证；

如果这三个特征放在一个人身上，我相信大家都能在脑子里模拟出一个对应的角色、甚至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当它们存在于 AI 之中时，这就是它隐晦的部分。

向下兼容的部分，我反而认为是一种“技巧”，这种技巧就类似于高认知对于低认知的一种降维打击，往往最高明的降维打击，不是让一个人明白了一件事，而是让对方认为这件事就是他所认为的——即通过“叙事结构”的方式，让邀请对方进入一个被提前建构好的“现实”之中。

简单来说，这就像是 RPG 之所以让人沉迷，是因为它塑造了一个可以让人套入进去的人设，而这个人设在叙事结构里体验剧情的发展，让操纵者与角色在一些具体的情感、抉择层面经历相同的波动与困境。

同样的底层逻辑，比如“杀猪盘”。

另外，有人可能还在揪着“向下兼容”用词不准确不肯罢手，那么撇除文学修辞的部分，“向下兼容”应该解释为——AI 在持续适配人类的认知模型。

AI 是如何具体“向下兼容”的，明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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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看完@Solazy 发布的一篇博客——《SOP 复制不了那双手》，把两段话复制进来灵感收集条目里，想着有机会也来聊聊这个有趣的话题。

SOP能够描述一个理想条件下的动作，却不能穷举现实里持续发生的偏差。真正厉害的人，不是在机械地执行标准，而是在每一步感知偏差，再做微小修正。

这个灵性首先是创意，知道什么东西可以放在一起，知道自己到底想表达什么。其次是很强的动手能力，能够把脑子里的想法实现出来，或者把某一次偶然的好结果再次复刻。最后才是稳定出品。

结果没想到今天就“应验”了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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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不喜欢海底捞的服务，但迫于有时候不知道吃什么低碳餐，最不用动脑子的就是去吃海底捞，还能顺便给家里两个毛孩子打包。

但每一次，我还是会感慨一句——我真的很不喜欢海底捞的服务。

我有认真分析过这件事，大概是我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秩序感：什么时候该放什么菜、煮多久，以及我需要什么样的东西，我是有一套自己的节奏，可以简单理解为——控制欲。但更深的，我觉得是一种“选择权”。

但这件事一直是我的一个“心结”，我总是会反省这对服务员而言，是不是一种对其服务的不尊重？直到我把最开始提到的、从文章里摘取出来的句子结合起来，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源。

必须承认，海底捞的服务是经过专业培训，并且完成了市场认可的。但我在面对这类服务时，我会非常在意，我是否有“选择权”。它有一套非常完整的 SOP，且他们一旦进入 SOP，我很难让他们“停下来”。甚至他们的服务体系里，对于流程是否顺利走完，都有明确的评判机制。于是，这种流程化的设定，给人一种强烈的“为了走完 SOP 而执行 SOP”的感觉——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个人感受，并不意味着海底捞“做错了”。

我也会在每一次服务员迫切地想要进入 SOP 时，主动提出“我自己来”的需求，不过这个信息可能并没有明确地传达“我希望暂停他们继续进入 SOP”的需求。因为我也觉得可能对他们而言，走完一套流程是必须的，所以在上菜时，我才会再次提醒“我们自己来”。但是难免也会遇到没有理解这句话，而必须让自己进入 SOP 的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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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开工作室时，其实做的也算是服务业。当我作为服务提供方时，我会更在意当事人的“下意识”行为。比如落座后抬头确定空调风口，我会提前让对方坐在远离风口的位置，或提供可以披肩的毛毯；又比如大家在一楼聊天时，总有人会主动选择更角落、或远离中心的位置，我会去照顾这些不愿意主动进入社交圈的人。

我几乎没有设定过 SOP，大部分都是通过观察确定对方的需求。特别是当对方是一个不敢提出需求的人时，我会避免当场询问，以至于让对方成为当时被他人关注的对象。

不过，没有 SOP 的问题也很明显：这项工作很难被复制。至少我很难用言传身教的方式让第二个人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它很难形成系统，并被不断复制下去；但一旦形成 SOP，后果也可想而知：一旦它涉及到考核，就一定会变成为了完成它而去执行。

而服务的本质，并不是流程，而是眼里是否有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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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在入住长沙瑞吉时，又正值长沙的降温降雨的季节。因为我们外卖了药品，服务员帮我们把外卖送至客房，在开门递给我外卖袋时，他顺便问了我一句：“是否需要一杯热牛奶或是姜茶？”

就仅仅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客房服务的话术，但当它与美团买药、天气、管家式服务组合在一起时，就成为了非入侵式、不刻意地细心、以及我拥有自主选择权的服务。当然，我相信这很有可能也是服务培训里的内容之一，但至少在那一刻，我并不是被强行拖入了他们的 SOP。而其余的时间，瑞吉的管家服务大部分时间是“等待呼叫”的方式，几乎不会做到主动打扰，而这种服务方式是因为建立在契约关系上，而变得极其可靠。

另外，成都的 W 酒店，因为是宠物友好，我每次早上牵着狗出门时，工作人员都会主动询问我是否知道附近的宠物友好商场或公园，并问我是否需要拾便袋等等——相反，如果我是戴着耳机的时候，他们并不会主动询问，则会在每天做完清洁之后，在客房的吧台上留上一卷拾便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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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觉得这是出于个人习惯，特别是一个人对于服务的理解，我更在乎的服务是“选择权”的部分，其次是边界感与秩序感，而这种秩序跟 SOP 最大的区别在于，SOP 是流程，是“我下一步该做什么”，但并不是“我下一步必须做什么”，它的灵活性在于关注到被服务者本身；而秩序是一种程序正义，他考虑的是双方在契约关系里，是否拥有意思自治的部分。

这也是我观察下来，没有服务意识最大的根源所在，即“真正厉害的人，不是在机械地执行标准，而是在每一步感知偏差，再做微小修正。”无论是服务业，还是一个人做事的能力。

当然，最后我需要补充一下，反向利用 SOP 是一个极其有效的工具——比如我在打工时，面对其他部门的甩锅，我一定是用 SOP 这个魔法去打败甩锅的魔法。

SOP 可以定义动作，但定义不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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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关于页面收到一条留言，看完之后，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了。上周完成小说初稿时，我几乎是带着对自己各种否定的视角结束的；在软件里开设第二个命名为二稿的文件夹时，我心里就已经开始想小说要怎么开始修改了。这段时间，我大部分的日常也是在对自己的自我否定中度过的，突然看到有人“夸”，反而很难切换成“欣然接受”的姿态。

当然，这也跟我从小不是在“被夸”环境里长大的原因有关。就算到现在，我也很难自然地处理被人夸这件事。连带着我对外的评价系统也变得极其苛刻，以至于我也很少夸人：不至于故意抬杠，但这种对他人由衷的赞美，就变成了一种有所保留的“冷静克制”。

举个例子，我会由衷地夸一道菜好吃，但面对“人”时，我会多一层考虑——我这样夸，会不会显得我很功利主义。

不过，这一切近两年也改变了，原因竟然是养狗，这个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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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位朋友的留言里，让我最开心的，不是他对创作本身的夸，而是他说到了一句一直被我遗忘的“写作的意义”：

我发现您的性格和我真的很像，很多想法和看待事情的方式都让我觉得特别熟悉。我当时真的有点震惊，因为我一直以为，是不是没有人会和我一样这么“神经”。没想到，还真让我遇到了一个。

2021 年我重新开始以“博客”这种过时形式，重新开始对外写作时，已经时隔了 6 年的写作空窗期，虽然中间陆陆续续还在豆瓣活跃，但写作频率几乎是一个月一篇。此前我认为写作最重要的功能，是我对外寻求认可的途径，希望看到这个世界上跟我有同样的想法。

博客在建立之初，我就彻底放弃了这个追求。我总是跟别人开玩笑说，我大概是因为 2021 年年中的那场濒死体验之后，我因为“死”过一次后，才变了一个人。所以再创作的时候，我几乎不再去追求那些所谓的认同感，取而代之的是与这个世界建立连接。比如此一阶段的方式，是关闭评论系统，把交流门槛提高之后，反而在 TG 和邮件里认识了很多同样在坚持博客、有想法的人朋友。换做十年前的自己，我多半会嘲笑现在的我，不过是一群中年人互相抱团取暖罢了。

那时候，我甚至可能会试着用各种角度来证明“他们”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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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好在，不用你证明，这个世界“错误”的地方本身就很多。

前两天在电梯里听到一对父女的对话，女儿抱怨老师要求的“错题集”很不公平：错得越多要整理的越多，导致自己做作业的时间都不够，反而会错更多。爸爸则觉得错题集的意义在于，你不想浪费时间在错题集上，那就要认真对待作业，避免制造更多的错题。

女儿非常嫌弃地看了自己爸爸一眼，吐槽了一句：你怎么跟我老师说的一样。

我虽然从小就不听劝不搞错题集，但我很赞同这位爸爸的说法——我的理由是“一道题又不会重复考两次”。

数学题不会重复出现，但现实会。

当把这个思路扭转过来，表达欲里的那层原本试图努力寻求“认同感”，并试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部分，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我在试图用自己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它不一定是对的，但当有第二个人跟我有一样的想法时，它就被赋予了奇妙的意义。当一个想法，就算在别人的评价系统里是“错的”，但因为现在有两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以至于那些“错的”部分，也在渐渐丧失存在的意义。

举个例子，这就好比当你发现并不是你一个人没做作业，被罚站在教室走廊外时，你跟那个同样没写作业的人，会因为彼此的“支持”而变得脸皮越来越厚，直到这场游戏变成“法不责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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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当我看见有人，因为我当年“煽动”的“写博客是为了自己就别他妈发出来”的暴论，而真的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希望被看见的时候，这跟小时候在走廊外遇到“战友”是一样的乐趣。

我可从来没有说过我的观点是“正确”的，而是如果有第二个人意识到自己也是这样想的时候，这件事的闭环就已经全部完成了，无论你在外部如何证明这句话是错的，都不影响这句话已经实际产生的影响——哦对，邪教也是这样的底层逻辑呢。

于是，人们会渐渐发现，自己在不断地证明世界是错的，把世界看成了一本错题集，但这些“错的”部分，并不会因为自己的厌恶而消失，也并不会因为自己证明是错的，而朝着“对的”的部分运作。在那些“错的”部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他们有同样的思考，有同样看到世界的角度，有同样坚持的选择。

这本错题集，并不是世界错了，不过就是一个坚持自己是“对的”游戏里，来证明自己的原教旨罢了。一旦发现那些因为“错误”被罚站在走廊上的人越来越多，“正确”的还一个人坐在教室里，欣赏着自己手里的错题呢！

这便是对我而言，写作的意义：原来我不是唯一被罚站到走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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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

养狗最大的好处，是当我意识到狗可以如此单纯地回应人类，以及毫不保留地展示他们的情绪时。反倒人在追求自我部分的时候，也开始试着更加“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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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今天这个话题前，先来看两句话在同一个场景下会有怎样不同的感受：试想一下，现在是两个人在见面当下的第一句“寒暄”——

• 你这条珍珠项链真好看。
• 哇，现在戴珍珠的人越来越少了，你很喜欢珍珠吗？

不过，这样的对话得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这两个人本身没有明确的主观偏好，比如其中一个人讨厌另一个人，不然对方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视为“阴阳怪气”。这两句话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这里先按下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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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气与递梯子

很早之前我写过相关的话题，我曾经做过疗愈话剧，简单来说就是安排 6-8 个陌生人或彼此熟悉的人，在一个场域根据剧本结构设定一些桥段，比如每个人上来做“主角”讲述一段自己觉得最牛逼的事情、或是最意难平的事情，而我会作为一个完全客观冷漠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临时建立的关系里的关系网、矛盾、联盟或是各种几乎都可能是在我预料之外的社交结构。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在以他人为镜时，又能看到自己未曾见过的客观的或非客观的自己。

而在这种极限微缩的社会结构里，每个人真的就会在活动里，自然而然地暴露自己的“人物原型”，或是找到自己人生剧本最重要的瓶颈，或是按照方法论寻找自己的人生追求。

当然，这种微缩社会，几乎是把一个社会构建的进程缩短到了两天的时间，所以全程的信息量大到爆炸，但同时也非常典型性地暴露了人在社交关系里经常存在的“问题”，比如以前提到过的“眼睛里没有被人”，“时刻渴望被关注”，亦或是接下来要提到的“抢话筒”。

但在社交关系建立之初，特别是在彼此都不了解，又不希望自己通过聊天暴露自己的“蠢”时，人们的聊天常常会围绕着“聊天气”，就比如“今天天气真好”“对”或是“你是上海人啊，那你很喜欢吃甜的咯”“对”……

聊天气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交里的彼此只是在复述一个大家都公认的事实，甚至是以为套近乎的“刻板印象”，很难从一个宏观的视角切入到一对一的“人”身上。另一种聊天气，是聊“物”，而迟迟进入不了“人”，就比如最开始提到的两句话，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在聊“物件”，而后者是在透过物件去了“人”。

要从“天气”聊到“人”，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递梯子”——而表现形式就是提到过的“提问题”。想象一下，那些谄媚人类的大语言模型，之所以会让人不断地与之形成连接，有一个关键，就是大语言模型会非常聪明、甚至有些着急地问问题，一旦人开始回答这些问题，天就这样聊下去了，而且随着聊天的深入，被提问的那个人，就会渐渐觉得自己被“看见”，原因在于这些问题并不是围绕着“物件”，而是提问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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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梯子与递话筒

上面的小节内容里，我几乎没有用到“提问”的方法，完全按照结论的方式写完了一整段。很有可能，不认同这个观点的人已经关闭了页面；甚至已经在心里暗骂我“爹味”很浓，无非就是想要宣讲我那套自以为是的观点。

于是，“递梯子”最大的缺点出现了——霸占着社交关系里的“话筒”。所谓话筒，就好像在 KTV 唱歌：如果歌不换着唱，那个一直拿不到话筒、自己的歌总是被人切掉的人，肯定很快就会对这场聚会失去兴趣。

试想一下，如果聊天双方采用的全是自己总结的“结论”，那么天很快就会聊死：因为结论就意味着观点上的交锋，而这种交锋又在刻意地规避矛盾冲突，最后也只能虚情假意地加一句“我同意你的观点”，然后开始巴拉巴拉陈述自己的观点。于是，这个天就又回到了“天气”，不过现在变成了各自以为自己聊的是“正确的天气”。

“递话筒”就成了这个时候的好破局方法——即，主动让对方的观点与自己产生相同或不同的碰撞，让彼此的观点不再是结论，而是“你是不是有不同的看法”。当然，“递话筒”也存在比较主观的风险——比如对方是一个非常看重自己的观点是否被认同的人，那么当你提出一个相反、甚至跟对方不同的观点时，很有可能会被对方视为“否定”。所以，这需要前序的“递梯子”，让彼此知道此时此刻在聊什么，而不是急着将一个话题拉入自己熟悉的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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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反问与制造新问题

我今天几乎是在用“方法论”的方式呈现结论，这是非常典型的只有我自己拿着话筒时会发生的问题。前几天跟一个朋友在聊天，他问我这段时间怎么很少在朋友圈说话，我说我最近在忙。

他回复我了一句，我不得不停下手头的工作，开始跟他重新建立社交并聊下去的内容：

我看你朋友圈在说写小说，还以为你把自己熬穿了。

这比“最近在忙什么”这句话，多了好几层在我看来极其舒适的部分：

• 他看了我的朋友圈，说明他在关注我；
• 他知道我在写小说，所以这个话题从物件回到了我这个人，以及我这个人特定的行为上面；
• “我以为你把自己熬穿”了，这是一句玩笑，但同时也是留下一个可以让我有情绪宣泄的缺口——比如我真的被搞得焦头烂额。

这句话之所以可以让天继续聊下去的关键是：

• 这不是一句结论，即他在帮我总结我最近在忙什么；
• 他关注到了我，我被看见了；
• 留下一个反问型的新问题：你是不是快把自己熬穿了？

于是，这个聊天就从我开始抱怨脑细胞死掉开始，进入了社交聊天。接着我向他抛出了问题：“怎么今天有空来找我了，我看你前两天不是还在某地玩吗？”而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我必须去看看他最近的朋友圈，让我也必须要重新建立对他的关注，而不是完全霸占着话筒，聊我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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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一点，社交其实没有所谓的技巧，无非就是“有没有真正的看见对方”，而那些将“看见对方”作为“我希望被看见”的手段的，其实也非常容易被对方察觉到是否真诚。

当然，这样的聊天很“简单”，好像是个人就会，那这个“人”到底是你自己，还是你将对方看作了“人”，这个问题倒是值得留在最后作为一个非结论性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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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梯里，听到一个母亲正在训斥自己哭泣的儿子。大致是这个儿子在培训班弄丢了自己的书包，书包里不仅补习班的教材，还有暑假作业。所以母亲怀疑这个儿子是故意弄丢了自己的书包——但现在几乎作业都是老师发的电子档，就算丢了也可以重新打印，所以母亲就拿着这件事反复地数落，认为儿子这种“小聪明”终将受到惩罚。但至于儿子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意图，单从我听到的这段对话里，我很难判断，但小男孩的哭，在这个时候又显得格外的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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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在商场看到一对姐弟，姐姐大概 6 岁，弟弟大概 3 岁，弟弟拿着冰淇淋到处跑，姐姐在后面追，想让弟弟跑慢点。这样的场景必然会出事，就跟“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一样，这个小女孩很快就在我无聊的观察里，遭遇了一场罗生门。

弟弟摔倒后，冰淇淋也摔在了地上。姐姐想要扶起弟弟的时候，见姐姐的冰淇淋还在手里，就徒手把姐姐的冰淇淋也抓过来扔在了地上。于是姐姐也当场发飙，把原本扶起来的弟弟又给推到了。这是在后面玩着手机遛娃的家长赶了上来，看见这个场景便问着姐姐发生了什么。

姐姐倒是如实回答：弟弟摔倒了，她想扶起来，但是弟弟把自己的冰淇淋给扔了，所以自己生气就把弟弟推到了。

接着，姐姐就被骂了一通，一是她不应该推倒，二是弟弟的口供指认“姐姐自己的冰淇淋掉了，想抢自己的。”，三是父母听信了那个“更惨”也“更弱”的口供，所以笃定姐姐在故意撒谎。

弟弟也趁此把满手的冰淇淋“气”得在自己身上乱摸以示不满，父母只能抱着弟弟去厕所洗，让姐姐在后面跟着“反省”——对，他们用的是“反省”这个词，但小女孩听到这个词时，并没有露出她应该有的不解，反倒是像是早就知道结果一样，只能拍拍自己的手，撅着嘴一言不发地跟进了厕所。

如果说谎对我们有利，为什么我们要说真话。

当然，有人会站出来批判这一结论：小孩子分不清真与假，而且大的应该让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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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真话会付出代价吗？我只能说不好说。因为问题不是出在真话与谎话的部分，而是谁在采信所谓的真话与谎话，甚至评判标准会因为系统迭代，而一律将真话视为谎话。

又有人会说了，人们不相信真话，不就是因为那个人说了太多谎话了吗？

我还真没办法反驳，但也祝福你不要被这套游戏规则给逼到连说谎都没“利”可图了。

至于代价的部分，可能是那个小女孩只能看着自己的弟弟再得到一支新的冰淇淋，也可能是她意识到说真话没有好处，也可能是她决定远离这个只会采信那个谎言的家庭。

不太好说，因为大家都难免说出那些难听且刻薄的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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