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这两天，大量的快乐份子被抓了，因为端午只能搭配安康。
紧急着，份子分子也被抓了，因为应该用“分子”。
快乐分子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深刻的认识自己的遣词造句问题。
然后他们又被的地得警察给抓了，因为得深刻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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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在夺走现代人的注意力？
今天来聊聊《我的吸尘器哪儿去了？》的最后一部分，越来越多人开始出现类似 ADHD 的情况，那人们的注意力到底是如何被夺走的？
我至今很难边开车边听播客之类的东西，不是因为我害怕分心，而是因为我在开车时几乎是在“人车合一”地使用潜意识在开车，而大脑会有意识地想事情，而这些事情是我能够主动控制的——但是听播客不是，那是被动接收且被迫强制思考的过程，它反而会搅乱潜意识的部分。
比如当有车开启转弯灯、或是在某个路口有车突然出现在视线之内时，我能够最快切换成意识去预判两车会不会相撞。
同理，如果我在写博客的当下，同时在背景打开一个需要资讯输入的油管频道时，那我基本上两边都做不好。也就是说，刻意地识别自己正在用“意识”和“潜意识”协同工作时，能更加主动地控制自己的注意力。即区分：
- 信息输入
- 主动输入：如思考、阅读，我可以随时切断它；
- 被动输入：如收听播客、观看节目，我一旦分心就会错过部分内容；
- 信息输出
- 主动输出：如社交、写作、工作，我也可以随时切断，用其他行为来暂时缓解注意力的持续压力；
- 被动输出：多线程情况下，无法暂时抽身的信息输出与接收工作。例如数据整理、多窗口聊天，但很难被主动切断；
- 肌肉记忆
- 如开车、健身、机械性工作、不需要过多理性介入就可以维持运作的行为；
注意力被分散的重要原因，在于上面这几种行为在以怎样的方式重新组合并分配，例如：
- 肌肉记忆+被动信息输入。例如开车或健身时听播客，健身导致的分心可能会让信息接受的效率打折扣，但大脑会去主动识别自己感兴趣的部分。就像是一个人看书第一遍时，只会基于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要强求自己要完整地接受信息。
- 主动与被动同时存在的信息输入。很显然大家都知道结果是什么，因为相互干扰会导致两边的信息接受都是不全的，因为注意力太容易被分散。
- 被动信息输入与主动信息输出。很显然我是做不到一边写作一边听新闻的，但是听歌和时刻观察咖啡厅周围的信息，对我来说更像是一种肌肉记忆。
- ……
区分并重新组合的意义，在于确定自己在怎样的情况下，注意力是最容易集中的，而又因为什么导致了长时间的注意力缺失。
就例如，此时此刻如果你将文章看到了这里，或者只是看完了标粗的部分拖到了这里，文章的内容是否成功地被动输入了你的脑子，而在这个过程中你有多少次被其他信息干扰？或者比起看文章，如果直接聊天更容易理解，那么就需要重新思考自己更合怎样的信息输入/输出，以及在哪里出现了自己增设的干扰。
当然，我写得罗里吧嗦、或是我这个人表达的任何观点都有失偏颇，这个纯粹是主观喜恶，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
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一天刷了三个小时短视频、看了几十条消息、切换了无数个窗口，却想不起最开始准备做什么。
那么真正的问题或许已经不是：“我是不是 ADHD？”而是：当我们发现自己总是在寻找吸尘器时，究竟是谁拿走了我们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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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 ADHD 是现代社交媒体制造的吗？
接着《我的吸尘器哪儿去了？》引发的话题。今天来聊聊一个被越来越多人讨论的话题：现代人的 ADHD 是社交媒体制造出来的吗？
很多人总是很喜欢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悖论来讨论疾病，就像有一些人会认为“病都是体检检查出来”的一样，越来越多现代人被确诊 ADHD，自然就有人开始讨论为什么现代人更容易罹患 ADHD？
医学界在这件事情上分成了三个主要流派：
- 现代社会并没有制造 ADHD；
- 现代社会并没有制造 ADHD，但是会放大 ADHD；
- 现代社会正在制造 ADHD-like 症状；
现代社会并没有制造 ADHD
认为现代社会没有制造 ADHD 的流派通过数据分析，指出目前的证据并不支持 ADHD 患病率自 2020 年以来持续增加。虽然诊断人数在增加，但并不代表患病率增加。准确地说是：ADHD 在人群中的患病率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但人们对 ADHD 的认知度却有所提高。
《ADHD in adults: evidence base, uncertainties and controversies》
同样的例子，中国糖尿病患病率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2023 年华北、东北、华东患病率最高，其中北京、天津、上海患病率超过 20%，西北地区患病率较低，西藏最低，患病率仅为 3.93%。这个数据说明北京、天津、上海的糖尿病比例更高吗？
我觉得这个数据还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有多少人愿意去参与体检？或者说，是否存在另一种因素，是因为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民众更关心自己的身体，从而导致更多原本存在的糖尿病被筛选出来？
现代社会并没有制造 ADHD，但是会放大 ADHD
这个流派认为，现代社会的职业结构、信息结构、社交方式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从而导致 ADHD 被放大。
例如人们觉得在 1950 年，ADHD 在工厂、农场进行体力劳动时，并不会被人发现“不对劲”；但现代社会，人们开始被拆解成不同的身份、线程进行工作，所接收的信息越来越多，人们处理信息、在不同线程处理问题，极容易暴露一个人的专注力、行为模式、情绪管控等。
更像是 ADHD 与现代社会的运作模式出现了不兼容的适配性问题，特别是当当事人必须要接触社会、并在社交中暴露自己的行为时，这种情况更容易被发现。
现代社会正在制造 ADHD-like 症状
2025 年在一篇发表在《精神病学研究杂志》（Journal of Psychiatatric Research）上的论文指出：
社交媒体使用问题（PSMU）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各种研究都强调了其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症状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证据表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症状与 PSMU 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这些发现对未来的研究和临床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需要特别强调的是：PSMU（持续性社交媒体成瘾）可定义为尽管存在负面后果仍持续使用社交媒体，其特征是强迫性参与、对行为的控制力下降以及参与前存在冲动或渴望。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 and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symptomatolog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当然，必须要强调的是，这个调查报告并不能直接得出“社交媒体正在导致 ADHD”这样的结论，而是 ADHD 与社交媒体存在高度相关性。
明天来聊聊：“吸尘器”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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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在世界杯作秀”这个结论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
既然是世界杯，莫比乌斯就聊一些看上去和世界杯有关、却与足球毫无关系的事。
这一次，日本又“作秀”了。
跟《如何在简体中文的虚假新闻里找到原本的真相？》一样，我试着把所有我能找到的内容整理成一条证据链；这一次，我换一种思路，看看这则新闻、以及“作秀”这一观点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如何用证据链确定新闻的真实性？
我把力所能及能收集到的信息汇总后，制成了下图的证据表，特别拆分出“事实”、“观点”、“立场”以及“证据链”部分。
厘清后，确实可以发现：确实存在个别网友在社交媒体上，针对日本人捡垃圾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和质疑，但这样的观点是否能代表其他个体观点、甚至代表事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就比如我如果今天这篇文章的结论不是在下定论“日本人作秀”，也很有可能被扣上“帮日本人洗白”的高帽子。而这一点恰恰是前几天提到的“立场”相关的话题，这里就不再赘述。
最初我是在《观察者网》看到相关视频，而视频里恰好出现了媒体收集到的“观点”。
我顺着 FIFA 的官方账号下面的留言，找到了这个账号（利用头像和马赛克后的色块），去查看了他其他的相关留言，确实发现他对于作秀这件事非常深恶痛绝，但他就能代表全体日本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吗？
同样，在引用相关观点的日本国内媒体《週刊女性PRIME》，则引用了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前大王制纸董事长井川的评价；仍然是他的个人观点，指出日本人仅仅是因为捡垃圾得到褒奖而自满。
这一次的新闻并没有“真实性存疑”的问题。因为捡垃圾的行为事实上——这里先无论是否存在作秀嫌疑——日本球迷在会后捡走垃圾并不是一个伪造的新闻；并且在社交媒体上，有人质疑这种行为的虚伪性与作秀，也是有人发表了相关观点的“事实”。
但这些个体观点并不是新闻的全部事实。
新闻的真伪，与立场的对错
当然，这会不会是一场提前预设好的政治作秀？媒体操作、铺天盖地的统一文案推送，以及吸引全球观众的目光。我先不下结论，但可以继续按照这个逻辑链条推下去。
从既定事实的画面里不难看出，“蓝色口袋”是这一次相关事件的主要证物。当所有人都拿着统一的物品进入现场，并在结束后统一亮出相关 IP 时，是否意味着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行为呢？顺着这个“证物”，就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证据链。
如图刚才的证据链图所示，根据证据链，最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蓝色口袋大概率是日本足协战略合作伙伴 APA 酒店所提供的；而在口袋上标明了它作为应援道具的使用方法ⓘ，口袋上也提及了观看结束后带走垃圾等相关提醒。
我们先假定日本国民的社会屈从度较高（这个以后再说），那他们在比赛结束后确实会主动带走垃圾，甚至带走其他日本人留在会场中的垃圾，从而形成媒体可拍摄的画面，并露出商业 IP。
当“立场”一换，先要得出政治作秀的结论也并不困难，因为证据链已经形成了指向“它是提前被设计好”的依据。 但是提前安排好的行为，就是作秀吗？
立场之所以容易产生对错，是因为立场之间本身是冲突和矛盾的；一旦承认作秀，连同那些真的是按照蓝色口袋提议捡取垃圾之人的行为，也会被怀疑是在作秀。所以，这也看你在看这则新闻时，采取怎样的新闻立场。
质疑动机可以改变事实本身吗？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在《阶级歧视到底在歧视什么？》里提到过。
在关于这场“作秀风波”的讨论中，难免会有“切换赛道”的讨论，例如比较多的质疑是：
既然他们有口袋，为什么不直接扔进口袋，而是要在比赛后捡垃圾呢？
或是：
还专门找残疾人来摆拍，明显就是作秀。
质疑动机的核心在于：不仅无视事实、不还原事实，且完全按照自己的认知水平，以最坏的方式揣测对方，从而引出动机不纯的结论。
而在质疑动机里，最具迷惑性的是提供一个事实，再以此作为推翻全部推论的动机质疑。例如我在证据图里提到的，但一些人发现“证物”蓝色口袋与 APA 存在关联性时，他们则以 APA 酒店曾放置右翼书籍的事实（证据 07：维基百科），来质疑它的一切行为动机。甚至，当有人否定这两件事的关联性，或是质疑蓝色口袋的作秀动机时，他们会回到“爱国赛道”，以“不承认历史即是罪人”的方式来压制一切独立思考的部分。
这招虽然很 low，但非常有用。甚至写到这里，我可能必须得下结论：这一次日本球迷在世界杯捡垃圾的行为就是在“作秀”，否则我就等于在否定 APA 酒店放置右翼书籍的历史，甚至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
但是切换赛道之后，人们原本讨论的事实也被切换，甚至事实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站对了立场。
说到这里，我必须承认，如今的新闻业就是这样被“毁掉”的——新闻不再是为真相服务，而是为“立场”。
那么回到事实层面，垃圾是不是被捡走了？
且事实和动机并不是冲突的，即：
在事实层面垃圾被捡走，而在动机的解释层面：垃圾被捡走是一些人的个人习惯、垃圾被捡走是因为媒体正在拍摄、垃圾被捡走是赞助商的设计环节。这四件事也可以同时成立。
事实回答“发生了什么”，动机回答“为什么发生”，立场回答“应该如何看待”；当人们把这三个问题混为一谈时，争论便会代替真相。
整理加编辑，又花了我三个多小时，还他妈不如@Grok 问这是不是真的——你看，这是另一个毁掉新闻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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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 究竟是疾病还是一种“标签”？
接着《我的吸尘器哪儿去了？》展开的话题继续。
打开小红书，搜索 ADHD，你会发现进入 2026 年，这不再是一种“疾病”，更像是一种创作标签，例如“ADHD 是如何做饭的”、“ADHD 是如何做家务的”、“ADHD 的日常一天”、“ADHD 是一种天才病”、“ADHD 自检 Bingo 游戏”等等。
我也怀疑过自己是否有轻微的 ADHD。比如就在当下，我在输入这行内容时，我看到触控板上有点脏，本想伸手去拿一张清洁湿巾，结果我顺手拿起了桌面上一个有封口条的口袋，把封口咔哒咔哒地捏和起来，因为我很喜欢听它的声音，然后再回到这段文字的输入。
我常常做这样下意识地、与主线工作无关的行为，但最终还是能回到主线任务。就比如我在咖啡厅码字时，就算外面很嘈杂，我也可以认真地码完一篇文章，这就不可能被判定为 ADHDⓘ。我会把这些细碎的小动作视为思考本身的“回响涟漪”，就像是一个人在讲述故事时，会通过抖烟灰来作为标点符号一样。
但不可否认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确实开始把 ADHD 视为一种身份标签，就像用“I 人”给自己贴标签、不愿意主动社交一样：它是一个更快地了解一个人的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可以归咎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签。
当然，这些将 ADHD 视为标签时，是在将病理化部分进行脱水处理，而仅仅只是取其表象，成为一种更方便解释、甚至是用来对抗主流叙事的“性格描述”，例如思维活跃、注意力发散性、富有创造力等等。
ADHD 的病理与自查
患有 ADHD 的患者确实思维活跃、注意力容易发散、也可能更富有创造力，但这些只是其中表象之一。忽略病理性来讨论标签，就像有人觉得 ADHD 是一种“可爱”，但也正有一群人深受其害。
根据国际疾病诊断分类第 11 版的诊断标准，ADHD 的病理性主要表现在：
- 注意力缺陷：难以维持注意在缺乏高水平刺激或频繁奖励的任务上，容易分心，做事的组织性和条理性存在问题；
- 多动/冲动：过多的运动性活动（多动），难以保持安静不动；在需要自控的结构化情境下尤其明显；具有对各种刺激立即作出反应的倾向（冲动），而不考虑风险和后果；
- 注意缺陷和多动/冲动的程度超出了年龄和智力的正常变异范围，显著影响个体的学业、职业和社交功能；
- 通常在生长发育期起病，表现为注意缺陷和（或）多动-冲动的持续性模式（至少 6 个月），并且必须在多个环境中可被观察到；
- 其中，成人 ADHD 与儿童 ADHD 患者在临床表现上有所不同：在儿童青少年期较为突出的多动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轻甚至消失，而注意缺陷和冲动症状通常会持续至成年。此外，成人 ADHD 更容易共患其他精神障碍和躯体疾病，功能损害更为严重。
当人们在讨论承认 ADHD 的病理性时，自然而然就会涉及到“原因”的探寻。你会发现上述诊断标准里的表象形式，或多或少会在现代成年人的生活中发生，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更为直观的讨论：现代人的 ADHD 是否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例如刷抖音是不是会导致 ADHD？
这个问题明天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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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万字
自从有了字数统计的插件之后，这个系列又可以恢复“每十万字一更”的栏目了，也放回了最初的分类“彭罗斯三角”里。
在缝纫的技巧里，有一招叫做“藏针缝”，是我小时候观察修鞋匠帮我补衣服时看会的。看着自己被撕破的衣服，修复之后完全看不出缝合口的方式，我会时常翻过衣服把玩那个藏针缝的缝合口，总觉得这是人到一定年纪才会学会的“魔法”——而我所在的年纪，还只能负责帮长辈穿针引线。
结果到年纪了，我穿个针也开始变得不利索，缝缝补补的事情干脆又都会给了那些还会“魔法”的人。
“每十万字一更”的栏目就是这些“藏针”的部分。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回过头去看看过去的十万字我都在做什么，聊了些什么、经历些什么、我是依旧喜欢表达、还是开始厌恶自己自话自说。这些布块与布块、思考与思考、阶段与阶段之间的缝合，只有我翻过来才会被自己看见，但对外它或许还是一个巧妙的整体。
第一百八十万字时，我又换了个视角来理解“写作”。
写东西对我来说就跟抖腿一样，会忍不住地开始，然后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在咖啡厅ⓘ打开电脑等老婆按摩的间隙，端着杯热茶观察周围。敲击键盘的当下，被另一个抖着腿、口沫横飞、眉飞色舞吹牛的人所吸引，然后我开始观察他、一步步拆开我对他原本的刻板偏见、然后构建关于他的故事。
2016 年至 2017 年的五百日写作，我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必须要每天按时出门假装上班，那段时间我在极尽可能地将自己作为一个“客观冷漠的观察者”，去高高在上地解读世界。
“第一百六十万字”和“第一百八万字”中间“藏针缝”，是我又开始回归在咖啡厅的写作状态，时隔十年，我的观察从自我为中心，变成了将自己视为咖啡厅的“摆设”，让自己成为白噪音中的一个跳跃的点。
而在咖啡厅写东西，从那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抖腿”，至于是不是“为了每天写而写”，这种谎话是自己骗不了自己的。
至于下一个“藏针缝”又拼接了一块怎样的自己，缝好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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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吸尘器哪儿去了？
一个成年后患有 ADHD 的朋友跟我闲聊，然后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他想先用吸尘器收拾家里，但是吸尘到一半时，因为他视线范围内看到了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他就被连续的几个“问题”带得越来越偏，最后吸尘器就放在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我问他：你最开始做什么来着？ 他想了半天，说自己是要吸地来着，然后就找不到自己的吸尘器在哪里了。
这倒是一个有趣的测试：我的吸尘器哪儿去了？
他家里有很多物品，都不符合逻辑地被放在了某个地方，比如胡椒瓶放在盥洗室的洗手台上；电动剃须刀放在玄关的鞋柜上；一个水杯放在马桶旁边的置物架上……
但这种无序之中吧，又非常有序地在运作，比如你问他擦手巾在哪里时，他会准确地说出在跑步机的扶手上。
不过比起吸尘器究竟去了哪里，我更好奇另一件事。为什么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怀疑自己患有 ADHD？以及，我们究竟是在讨论一种疾病，还是在讨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代生活状态？
接下来几天，我想继续聊聊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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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骗战争
特地让这件事多发酵了一会再来聊，是因为我也想等等是否还会有所谓的舆论“反转”，但现在的剧情已经基本尘埃落定为墙倒众人推的结局。
事情并不是件大事，但将这件事推到风口浪尖的，却有非常符合“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玩味。
6月9日，曾在北京高校圈走红、被学子亲切称为“鹅腿阿姨”的摊主陈秀凤，在团购群发布公告承认所售烤腿原材料为鸭腿，该聊天截图被广泛传播，引发热议。在截图中，“鹅腿阿姨”称其在国贸附近售卖时被举报，目前正配合有关部门调查。
《北大已删除“鹅腿阿姨”推文！多人称买到“发绿腿”，“僵尸鸭腿”登顶热搜，其丈夫回应：是独家秘方；相关部门已抵达后厨》/ 每经网
新闻媒体向来热衷造神，因为神是为了“被拽下神坛”的那一刻而存在的——
“鹅腿阿姨”最早是在 2023 年进入公众视野的，那是她因为烤鹅腿在清华北大的学子圈中非常出名，在进入社交媒体热搜后，她成功出圈“小贩”的身份。2024 年妇女节，她还一度成为北大举办的第二届青年创投女性发展论坛上的演讲嘉宾，北大官方微信公众号还以《“鹅腿阿姨”来北大啦！》为题，将“鹅腿阿姨”的人设立住。
讽刺的是，当初从阿姨口中说出来的话，如今又被重新翻出，搞得北大微信公众号紧急删除了该篇文章，例如：
“鹅腿都是我自己烤的，让别人做我不放心。”
“人不管做什么事，要持之以恒……做事讲道理、讲规则、有规矩。”
完成“造神”以后，接下来的剧情，就是如何将“神”从神坛上给拽下来了。
“鹅腿阿姨”不过是另一个阶段性的“二舅”
以鸭充鹅的事情曝光后，越来越多消费者加入对“鹅腿阿姨”的声讨。从 2024 年开始，就有人向阿姨质疑鸭腿“发绿”问题，在团购“鹅腿”的社交群里询问中，得到的答案均是以“大葱叶榨汁”、“蔬菜汁腌制”。
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实锤”鸭腿是僵尸肉，截至今天，关于鸭腿是否为僵尸肉的调查结论还没有出现，但网络似乎已经一口咬定这个结论。
甚至有越来越多博主，开始实际测试用大葱叶和蔬菜榨汁腌制鸭腿，能否让鸭腿暗沉发绿。
《“鹅腿阿姨” 鸭腿发绿引网友实测 知名美食博主营养师加入“葱汁腌肉”实验》｜封面新闻
综上，目前已知的确切结论是“鹅腿阿姨”确实在用鸭腿冒充鹅腿，并对外宣称自己贩售的商品是烤鹅腿——这个法律层面的违法性，并不能因为阿姨足够“善良朴实”、是“独立创业的女性”、曾经被那么多学生“喜欢”而被无视和覆盖。
事情发展到这里，我相信每个人都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于是有人戏称，这一次的人设与公关崩塌可以以“鸭骗战争”之名载入史册。越来越多人嘲笑和愤怒，并不是“鹅腿阿姨”的以次充好，而是她不过又一次媒体“造神”与“神塌”的、让人已经看得有些厌烦的剧情。“二舅”的叙事结构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太符合人们对于善良以及“善良的人不会害人”的刻板偏见，但坏也往往坏在这些所谓的“善良人设”之下。
就像只要调料够多，腌制得越久，好吃就能让人们无视以鸭充鹅的问题。
盲人利用自导自演摆拍博取同情，还值得同情吗？
在众多的评论中，我看到了一条很有趣的“推断”。认为“鹅腿阿姨”之所以翻车，是因为她原本一直都在贩卖给大学生，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问题”。但她的儿子想要扩展销售渠道，开始在上班族内部建立团购系统。结果不出三天，其食品安全问题就被上班族精准发现，才让这件事被公之于众。
暂不论这件事的真实性，以及它是否是导致“鹅腿阿姨”翻车的根本原因。任何一个企业在这种盲目扩张中，都难免会因为消费人群更迭而导致产品竞争力下降，最终甚至发生所谓的“人设翻车”。
就在今年 5 月份，另一个“翻车”的网红，本质上与“鹅腿阿姨”一样，是在盲目扩张消费人群时导致了滑铁卢。此前网络上流传了一个名为“抱抱盲兔”的抖音账号，作为盲人的自己，记录了一段自己在盲道上行走时，被迎面而来的电动车撞击并被指责的视频。骑电动车的人指责主播走路不看路，而被撞飞导盲杖的主播，只能蹲在地上摸索着寻找，嘴里不停念叨“我走的是盲道啊”。一时之间，网络上对“抱抱盲兔”的同情达到了顶点，甚至倍镜交警都介入其中，希望她提供当天的相关证据与联系方式。
“抱抱盲兔”解释说这是很久以前拍摄的内容，但视频里无论是她打车时的手机屏幕内容，还是她的描述，都指向这正是前几天拍摄的。最终北京警方介入。经过调查，“抱抱盲兔”自导自演了这一出在盲道上被撞的桥段。不仅仅是这一篇内容，此前的内容也都是按照剧本排演，甚至在不同平台还有软广接入ⓘ。涉案的 24 岁江姓女子与 26 岁刘姓男子为了吸粉牟利，误导大众（并未在视频内容标注为剧情演绎），后来被警方刑拘，“抱抱盲兔”的账号也被官方清空、禁止关注。
人设和鸭腿一样，只有掰开了，才知道里面是不是发绿了。
把“善良”卖给并不相信“善良”的人，是翻车的导火索
贩卖痛苦不是不行，但问题在于，就跟以鸭充鹅的“鹅腿阿姨”一样，她最大的问题，是把本已经被市场“接受”的商品，卖给了本不相关的消费群体。贩卖痛苦的商品被更多人发现时，也就意味着更多独立思考的人会发现其中的问题。
这句话看上去是在诋毁那些“受众”不会独立思考——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一旦独立思考就会发现问题所在，而不是一味地接受剧情安排。
很多人甚至会觉得这就是极少数的坏世界，就像有人用“善良朴实”、“独立创业女性”等人设符号为“鹅腿阿姨”洗白一样，保持独立思考并不是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坏，而是坏的部分本身就存在——
5月16日，“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撞倒为摆拍”登上热搜。据潇湘晨报报道，当天，视障人士张先生向记者透露，他们所在的视障群体里，有人曾收到过某公司招募视障人士的公告。并称，他印象里真正大流量的盲人博主，可能大部分都有MCN运营……
《辞职员工曝光盲人博主运营内幕》｜三农频道
反过来，这条消息是不是真的，也应该用独立思考去评判——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贩卖痛苦的账号都是摆拍，至于人们相信什么，这是前段时间聊到的“立场”问题。
这一次的“鸭骗战争”对我而言并不是个例，只是还有更多的人设没有被发现而已。这就像是被伪装成国外进口的保健品，其实是在河南小作坊生产的商品一样。在没人知道真相之前，这层滤镜会一直存在，“国外的”保健品更值得信任、“善良的”阿姨卖良心的鹅腿、“苦难的”弱势群体本应该值得同情……
光是闻到鸭腿上被腌制得厚厚一层的调料，它足够香、足够好吃，但是否发绿，在掰开后谁都看得见——当然也有假装看不见的。
这也便是“造神”的乐趣，跟腌肉确实没啥区别。
当然了，站在清北学生对立面“立场”，看似讨伐“鹅腿阿姨”，实则是在嘲笑清北学生的部分，这值得放在以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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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高雅地扣帽子？II
继续“扣帽子”的话题。
今天从一个有趣的案例说起。前两天，我在 X 上看到一群日本人在讨论一段监控画面：
一位背着双肩包、穿白衬衣、黑西裤、戴口罩的上班族，先用手机快速拍下路过的住宅，随后把手里的易拉罐放在车头前方的地上。短短 10 秒的视频，却引发了各种有趣的讨论。
赞同最多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留守确认的空罐标记行为：如果易拉罐没有被移动，则说明家里没人；这个信号是给后面盗窃所准备的。
为了验证这个前提，人们开始讨论最近日本发生了 300 多起车辆失窃的事件，所以认为这种踩点行为更可信；至少大多数日本人是相信这个推论的。
紧接着“受害者有罪论”出现了——认为这是某个因为排气管制造噪音、在整个街道惹过众怒的白痴，放易拉罐的人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惩罚对方，并且得出结论：“做这类事的人往往是你的邻居”。
接着，人们开始推测这个易拉罐可能是炸弹，也可能是被挤压后会到处喷溅的油漆弹——总之人们开始觉得“日本的国际化进程正在朝着负面方向发展”。那总得有人为这个“负面方向发展”负责吧——所以人们开始讨论“他”是谁。
“一看就是东南亚的长相。”
“他的手臂长度和身材比例不是日本人。”
我之所以专挑了一个日本社群事件来讨论，一方面避免有人说我偏颇性地只分析中国特色；另一方面我也想表达，关于舆论的自我进化，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文明下都会存在，造成这一切的本身，就是人性的底层代码。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上面的各种观点、甚至是结论并没有对错，它们之间甚至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关系。就算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的社群网络，我相信讨论的内容都差不多，不过“受害人有罪论”的占比可能要略微高一些，比如更多人会认为开豪车的人因为炸街，导致了周围人的反感和痛恨。造成这种细微差别的点，在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但这部分容易键政，就不在这个博客展开了。
其次，这件事情我跟踪了后续，并没有查到具体的结论，但我也更倾向从功利主义的视角，将这件事判定为“盗窃标记”行为。特别是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我或是我比较亲近的人当中时，我也会建议报警，以最坏的可能性来推测情况，并将风险降至最低。但这个“观点”是“事实”吗？这倒是很多人为此争论不休的原因之一。
最后，上述的观点里，其实本身就包含了各种“扣帽子”的简短路径：
- 预设结论：易拉罐标记→盗窃标记行为；反向证据：已经发生了 300 多起汽车失窃案；
- 预设结论：路人放易拉罐→当事人肯定因为炸街有错在先；反向证据：他开的是豪车；
- 预设结论：易拉罐可能是炸弹→日本社会正在朝着负面方向发展；反向证据：越来越多外国人进入日本；
- 预设结论：这不是日本人；反向证据：因为越来越多外国人进入日本；
单独拆出来，你会发现这些结论都存在严重的认知偏颇、甚至根本没有证据链可言，但是人们仍然相信自己所相信的部分，并因为自己的观点与之契合而形成更完整的“证据链”——即这么多人跟我的想法一样，那看来确实如此。
之所以人们更容易相信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推断过程，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大脑会优先选择更“节能”的方式思考问题，另一方面就是上次提到的“立场”。
其中高赞的评论，除了最开始的那个“盗窃标记”的结论，关于“日本负面方向发展论”和“一看长相就是东南亚长相”也获得很多点赞。这两个结论显然非常刻板且充满偏见，甚至带有歧视性，但还是这么多人赞同，正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立场”下，将这件事上升到了“我与他们”的对立，从而变成了国民性视角。
比如，现在随手打开小红书，看看最近的热点——谢娜决定举办巡回演唱会。下面骂声一片，都在说她收割情怀韭菜，甚至有人质问到底是哪些人在看她的演唱会。
在这件事上我也很难保持绝对的客观中立，因为我对谢娜夫妇并没有任何好感，所以当得知她将追梦变成生意时，我也非常轻蔑地觉得她不过是在利用情怀赚钱罢了。而我自然而然地就站在了与谢娜、甚至是谢娜粉丝对立的“立场”上，因此我也很想搞清楚这群粉丝到底在为什么买票？一旦有了立场，我所谓的客观分析就有了主观色彩——就算这就是社会学里再简单不过的“乌合之众”的理论，但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时，因为有了“立场”就难免会被认为是在负面评价、甚至故意羞辱讽刺。
也就是说，只要存在“立场”，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只要违背另一“立场”的价值观，都可能被认定为是在“扣帽子”。举个例子，前两天我在《为什么法律作为复仇工具时必然会失效？》里，是在尽量保持中立的“立场”，从法律的视角阐述爱狗人士通过集会、抗议的方式注定会失败的原因。但另一层身份，我自己也是养狗人，我在看到“山姆打包狗”虐狗的细节时，我对他也充满了我作为“人”及其主观的情感，我当然也希望他受到惩罚——但我的理性知道，现有法律、爱狗人士的抗议活动，并不能让这个人接受人们所期望的惩罚。
所以我以养狗人的“立场”，试着找到一种能够超越法律存在、对他进行无论是社会性死亡还是生理性死亡的方法。
但这两种“立场”是完全冲突的：一个追求法律与程序正义的人，竟然也是一个希望绕过法律制裁他人的人——但在一个人身上有这两重身份是合理的吗？那如果是一个公共场合的表达者，同时站在两个“立场”表达观点，那言论会因为立场的对立而失效吗？
综上，真正高雅地扣帽子，其实核心是找对对方此时此刻所在的“立场”——比如一个日本人将一个普通的犯罪行为归咎为日本社会对外来移民的接纳问题，那他的“立场”是站在了一个“独立日本”的立场，给这个“立场”扣帽子的方法，就得上升到同样的高度——即种族歧视。
但如果对方就站在“种族歧视”的立场呢？谜题即在谜面——这本就是解除被扣帽子的根本办法——你说的都对，然后呢？
扣帽子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你可以很轻松地利用“立场”让更多人加入到扣帽子的行为之中。所以我才认为，意识到自己是否在扣帽子、以及是否被扣帽子，是更重要的事情；利用“帽子”其实就是对对方的反向操控，亦或是破解被扣帽子的境遇。
当然，方法论还是要给到大家：
- 阳谋式的扣帽子：点名对方的“立场”，并扣上帽子；
- 例如：我能理解你，你会写代码，所以你很难接受 AI 也能帮别人写代码。
- 阴谋式的扣帽子：在“立场”层面进行稻草人攻击；
- 例如：你是不是见不得我说中国科技遥遥领先啊，你到底什么居心啊？
- 利用他人的无意识式扣帽子：模拟他人因“立场”而导致的认知偏误，从而设计“帽子”；
- 例如：因为仇富而认为富人素质低下→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肯定也是因为他经常开车炸街。
- 避免自己被他人利用无意识扣帽子：我为什么赞同这个观点，这个观点的推导逻辑是什么？
- 例如：我看到他被攻击，觉得大家说的很对，是不是因为其实我是希望他被攻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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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 XIII
（2026-全国卷）下列哪些是提升电动车品牌效应的方法：
A、通过分析起火/爆炸事故数据，改进电池安全；
B、利用事故中变形区域的数据，优化溃缩吸能结构的设计；
C、推广车祸自救、他救行为；
D、发生车祸后，立即遮挡电动车前后车标；
E、优化自动驾驶系统，确保系统日志中车祸前三秒将控制权交还驾驶员；
F、正确积极引导车祸后网络舆情走向；
G、制造新型材料，确保能在电池起火后烧毁所有零部件；
H、拒绝非行业认可机构对电动车进行相关数据测试；
I、通过法务部要求用户删除有关产品质量的负面消息，联合平台删除有损品牌形象的相关账号；
J、断开卡车车头锁止后进行媒体式「碰撞测试」；
K、利用大字宣传、小字规避《广告法》的方式进行媒体公关；
L、维修时及时删除事故发生前后行车记录仪、系统日志等数据；
M、建议用户使用国产手机配置车辆控制权，指出 iOS 系统存在系统漏洞、越权控制等系统问题；
N、为用户提供安全气囊个性化颜色定制功能；
O、联合六部打击品牌方认定的网络黑公关；
P、200 公里/小时瞬间刹停功能必须当车到达 200 公里/小时才能启动，若成功启动该功能则举报驾驶员严重超速；
Q、指出驾驶员饮酒/醉酒驾驶，从而转移车辆设计责任；
R、企业老板个人言论、观点、承诺不代表企业宣传文案；
S、面对公众对 A 产品质量的质疑，通过证明 B 产品质量以自证清白；
T、通过搭建吸音墙、轮胎悬空、原地120公里/小时、避免路噪风噪的方式进行汽车行驶中的汽车静谧性测试；
U、通过 OTA 远程升级，限制电池充电上限、对外宣称“系统优化”，以此减少质保期内换电池的巨额成本；
V、 医学普及因空调蒸发箱老化脱落后，从空调出风口喷出的铝粉，在人吸入后可以治疗胃病；
W、发明“电池结构弃保区”，即工程师在确保绝对安全后，故意放弃的温控区域；
X、颁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禁止通过拉踩、对比等方式损坏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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