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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解读是不是读者拥有的绝对权力?I

本期的内容,本身可能也在过度解读喜欢过度解读的人群。


从过度解读到曼德拉效应

每次看到庵野秀明出面,解释自己并未在《EVA》里设定那些复杂、抽象、神秘的宗教元素后,人们还是能从这部动画里看出那些并不属于设定部分的“哲学”。当然,这也是这部动画能够成为现象级的重要原因:当人们参与其中不再是理解意义,而是自我赋予意义时,动画本身所需要表达的含义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能用怎样的解读方式来形成观点、甚至立场。

(AI 生成请勿当真)随手让 AI “过度解读”了 EVA 《真心为你》的海报,下次想要中伤、反对、甚至搞垮谁,真心推荐大家用 AI!咱网络喷子有福了!

另一些有趣的过度解读,往往与诉诸阴谋论相关。就拿宝可梦举例,经典的阴谋论就有“大木博士是小智的亲生父亲”、“关都地区的大部分男性都因为参加世界大战而离开家园”、“宝可梦实际上是人类”、“百变怪是梦幻复制时的失败品”等等。阴谋论的乐趣就在于,大家不需要为自己的猜测“负责”,而只需要提供相关联的部分,然后忽视与关联完全违背的部分。

但利用阴谋论进行过度解读,又确实可以引起很多人的兴趣,所以这些经典的阴谋论才会渐渐变成都市传说级别的“曼德拉效应”。

首先需要搞清楚一个前提——过度解读到底解读的是什么?

就拿我经常嘲笑的“蓝色的窗帘代表忧郁”举例。读者如何解读“蓝色窗帘”这件事都可以,但如果这个解读一旦成为“标准答案”,甚至用来反向解读创作者本身时,过度解读就从赋予意义进阶到了自以为是的层级。

将个人的认知系统作为创作者的创作路径这件事,看上去很蠢,但大部分人都会采用这样的模式——因为很专业的思考路径是最符合人类大脑的,这里先按下不表。


在艺术创作中,作者必死吗?

罗兰·巴特曾提出过一个到如今也已经被过度解读的理论——

作者已死

这句话常常被过度解读为“创作者没有发言权”。

简单来说,“作者已死”是指作品在完成后并公之于众之时,便脱离作者本身,而作品的意义也不再由作者自己决定。即作者可以决定“我写了什么”,但无法完全决定“别人看到了什么”。

但如果读者在拥有无限解释权后,任何解释都可能成立的当下,过度解读、阴谋论、拉党结派、为了反对而反对,甚至出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局面。而这些无限权力的膨胀,不仅仅会停留在作品本身,很有可能会无限延展到创作者,从而发展成质疑动机,甚至迫使创作者进行自我圣洁的自证。

当然,我认为一部作品如果能让读者成为意义赋予者并参与其中时,其实也就实现了其作品价值的部分。不过现代社会,人们因为观点、立场形成的抱团性更强,更可能在短时间内对一部作品、创作者进行过度解读,甚至发生“炎上”事件。

反过来,如果创作者硬刚读者的“过度解读”,也会导致更严重的“炎上”事件,特别是当过度解读的内容拥有了更强的证据链后,其中可能包含事实、逻辑推定,也可能包含纯粹的妄断推测。但这些内容被混杂在一起时,解释权便可以完全覆盖一切本应该由当事人自证的部分(当然,当事人根本无法自证的除外,比如蔡阿嘎与妻子创建的 Hahababy 抄袭事件)。


比“作者已死”更可怕的,是活着的人被过度解读、不被允许发声

之所以我从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过度理解”入手,不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个容易发生“读者已死”的特殊领域。

前段时间,一趟火车上,有两个小女孩买了三个并排的座位,并将中间的座位作为两人放零食的区域。一个无座的乘客想要坐这个放零食的空座位,在遭到拒绝之后,他找来了列车员。列车员在核实购票信息之后,称“座位是她们的,你得和她们商量”。

按照正常的逻辑,这件事本身已经满足契约精神、程序正义。

可哪知道,这段发生在列车上的争执被人拍下并发布至互联网上。随即,事件里两个购买三个座位的小女孩遭到了“炎上”。网友们开始自动脑补这是两个“富家子弟、有钱任性”,甚至还有人彻查这两个孩子的身家背景,试图找出她们在享受特权的蛛丝马迹。

当然,按照“传统剧情”,这里就应该发生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反转”,比如这两个孩子真就被扒出来是哪家的富家子弟,“霸座”行为一旦摆在事实面前,大家又在当下的社会环境里找到了一个可以暂时释放攻击性与压力的通路。

不过故事确实迎来了反转,但并不是大家所“期待”的:因为两个孩子未满 14 周岁,无法单独购票,所以中间那个座位是她们的母亲用身份证所购买的座位;但母亲本次旅行因为时间安排无法陪同,所以才有了最开始的那些场景。

你有发现吗?其实最开始我也“误导”了你——我说这两个小女孩多买了一个座位,然后将中间的座位作为两人放零食的区域。很显然,这句话包好了一个完整的因果链条:小女孩多买座位→为了放零食。于是从这个定义,才引发了后面值得被延展的过度解读。

但小女孩买这个座位真的就是为了“放零食”吗?


如何应对过度解读?

前两天收到一条私信:一位朋友因《骂人最脏的那句,也是骂自己最狠的那句》引发了思考,问道:

有关过度解读与真实恶意。这种情况也许不少见:一个人在批评某种现象或某些人时,几乎一定会有人表示愤怒并急切地反驳(比如“又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讲述者甚至没有指出具体的一方)。但若令人感到的不舒服,确实是对方越界或带有恶意造成的,此时再以“过度解读”来自我安慰,似乎容易陷入另一种内耗(至于“无视”,我不敢赌“无视”能让对方消停)。

我在邮件回复里,将过度解读放进了不同的场景,解释我们在面对不同场景的过度解读时,应该采取怎样的策略。这部分留在明天继续。


彩蛋

如何用 AI 攻击我?让它过度解读的同时,让它试图证明我是错的,于是得到以下结论:

  • “你写过度解读,其实是在害怕别人看穿你”
  • “你批评阴谋论,其实是在建立自己的解释霸权”
  • “你拿《EVA》举例,是因为你想把自己包装成庵野秀明”
  • “你说读者不能定义作者,其实是在逃避责任”
  • “你认为别人过度解读,是因为你无法接受别人不喜欢你”
  • “你把所有批评者都归入过度解读,是一种免疫系统”

你看,有 AI 的加持,是不是骂人都变得“有理有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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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死本能

一般来说,每写四期就会觉得烦躁一下,所以这周的《莫比乌斯转到了哪里》就不聊这一周的事情。

在《写在 2026 年新年之前》里,贯穿始终的主题“死本能”,当时只是提到了一嘴,也没有打算作为一般的博客文章来讨论它,放在这样的订阅邮件里最合适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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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达尔 II

小王因为掏出手机拍夕阳的丁达尔现象,结果被路人“抓了个正着”,此时此刻他还真的被扭送去了派出所。

“你们干嘛?”警察一脸诧异。

扭送小王的三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抓了个特务。”

“啊?”

“是我先抓到的。”

“是我破解了他跟同谋沟通的密码。”

“是我提出把他送来派出所的。”

“我只是在拍丁达尔。”

“丁达尔的意思就是定位雷达、交头接耳的意思。”

“这是我先说的。”

“你们知道什么是丁达尔吗?”警察反问道。

“我刚才说了啊。”

“那是我先说的。”

“你们要不查一查丁达尔是什么意思?”小王有些不满地回答,不停向警察投送求救的目光。

倒是有一个人真掏出手机查了查,立刻恍然大悟的喊道:

“我知道了我解读出来了!他不是在拍雷达,他用丁达尔现象暗指 pm2.5 超标,打算抹黑!”

“对对对,就是这个目的。”

“这是我先说的!”

“人是我先抓到的!”

“警察,你好好查一查,丁达尔就是值得定位雷达、交头接耳,我上次在社交账号上看到过这样的解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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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人最脏的那句,也是骂自己最狠的那句

前两天收到一条没头没尾、也没有办法联系对方的匿名私信:

我一开始很想骂你,写了一半,发现你骂我的都对,我骂你的也是骂自己。

我真的非常认真地思考了一下:我最近好像也没有骂人。真的有阴阳怪气的部分,倒是昨天在形容“独树不成林的粉丝群”时,用的字眼是“核心小群体”。关键是,这个小群体还不是我特地构建的,是这群人自己认为并形成的,并以此作为贴靠自己的身份标签、用来证明别人回答错误的立场。

当然,如果有人认为这就算是在“骂人”,那我还是认的,毕竟甚至有时候,“一个丈夫连呼吸声音太大声”也可能是一种“错误”。我一般不会特地向人自证我到底有没有骂人,大部分时间我都会认同对方的主观感受,并将主观感受视为最高层级的认定标准。

上一次我还在如此认真自证,是在 TG 频道和一个朋友在聊:我在评价别人禁不起合订本拷问的同时,我是不是也是一个禁不起合订本考验的人。我还特地私信找到他,聊了聊我对于这件事的看法,并不是为了自证我是“对的”,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尽可能地呈现我的真实想法,或是我的主观感受。因为我仍然认为主观感受是第一层级的事情——既然我的言论让人感到不适,让人做出了特定的评价,那一律都算“正确”。用这种二元对立的分化,也是为了避免在不必要的自证事情上消耗太多精力。


我几乎可以在上述的这件事做到“绝对无视”。

我是一个很会“无视”他人的人,而且是不透露一点情感的蔑视。在成长的过程中,这能很好地保护我不过度内耗——但事实上,明确地知道自己在无视谁、因为什么无视,本身就是一种内耗。

这种内耗的过程是割裂的,比如我明确地知道“我在讨厌什么”,但搞清楚这件事并不会让主观感受、甚至是生理性的厌恶反应得以改善乃至消失,甚至可能还会加剧内耗本身。当理性无法遏制主观感受持续产生时,可能就会转向对自我的否定:你连这点情绪都控制不了?

对,就是控制不了,因为这就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

会因为喜欢的人呼吸急促、会因为厌恶的人觉得食之无味、会把站在摇晃吊桥上的心跳加速误以为是爱上一个人,会因为疑邻窃斧而论证他接下来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因为心虚……


斯多葛主义的代表人物爱比克泰德有一句常常被跨领域引用的名言:

人们的困扰不是来自事情的本身,而是来自他们对事情的看法。

但这句话常常被鸡汤文学错误地理解为“只要改变看法,就能避免痛苦”,从而又回到要求当事人规避某种主观感受和情绪的发生,从而避免自我陷入情绪的死循环。但斯多葛主义最核心的理念却像是在让人们去接受“痛苦”本身,比如:

  • 思想与控制的二分。强调人们只关注并掌控自己的思想、意图和行为,接纳那些无法改变的外在环境;
  • 顺应理性。由于斯多葛派的伦理学与灵魂论建立在物理学上,所以他们认为宇宙受一元的理性所支配,人们应当用理性克制冲动与强烈情绪。

也就是说,当人们因为某件人或事产生了某种主观感受时,是因为个体的看法所影响的,那么“改变看法”成为了一个判断空间。例如“我讨厌这个人”,斯多葛主义并不会要求所有人立刻变成圣人,即“讨厌源自于我的看法,我应该接受所有人”,而是多了一层判断:“我是否需要因为这种讨厌情绪继续与之产生联系、他能否为我提供价值、我是否会受到他的影响。”这个判断空间,旨在顺应感受,做出具体的判断。


另一个一句话把“理性”归于虚无的哲学家,是大卫·休谟。

理性是激情的奴隶。

当然,这句话也被经常性误读为“理性背后往往是激情本身”,而是因为这件事有一个前后顺序。即人并不是先通过理性做出判断,然后产生对应的情绪。人们往往是先产生喜欢、厌恶、恐惧、渴望的主观感受,才能够让理性介入并寻找主观感受所产生的缘由。也就是说,人们的纯理性本身是不存在的,决策层面的理性,也是因为退位在了感性感受之后,感性本身才是决定因素和驱动力。

就像是疑邻窃斧,所有的“罪证”,都是因为我先产生了对对方偷窃的怀疑,从而导致我接下来的认知和理性分析都偏向了对他的定罪,而非疑罪从无。

休谟对于理性的理解,或多或少还有些“功利主义”的视角,将感性和理性对于一件事的影响“占比”做出了分析,甚至可能得出“对与错”的结论。这就好比,我聊哲学会更偏向于通过类比的方式进行举例,而非大量的引经据典、解释概念,这样的“不专业”行为,很有可能被认定为是“错误”的。但是人们在看到“理性是激情的奴隶”这句话之后就会产生强烈的理性欲望,对其进行严肃的展开,每一句话都必须是哲学范本里的那些晦涩难懂的、不肯用标签符号切断的长条句式吗?

“激情”的部分,只是负责了人们在看到这句话后,第一时间想到的那个“自己”——哦,原来我那天看似认真考虑的离职,很有可能是源自于我很厌恶那个坐在隔壁的同事。


于是,下一个哲学家出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这大概是“现代哲学警察”最头疼的哲学家,因为他被后世流传的经典句式,几乎都已经被扭曲成了各种白话文的理解,甚至已经完全偏离了原本被构建起来的哲学观。

就比如尼采会不断的透过分析自己,来实现自我。

就拿最开始提到的主观感受而言。

我讨厌一个人→我为什么讨厌他?→从理性的角度,这种厌恶是否是一种对自我的厌恶?→我要消灭这种厌恶所衍生的各种情绪。

尼采认为这个过程是一种生命里衰减的具体表现。因为厌恶、嫉妒、攻击性本是生命力的一部分。那么现在应该学着转化这种能量,将对自我感受的拆解,转变为“我应该超越对方甚至是自我”。

尼采并不是反对嫉妒本身,而是反对人们以嫉妒作为存在性证明。具体来说,他特地拆解出了“反应性人格”与“主动性人格”——“我讨厌这个人。”

  • 主动性人格:“我因为看到他的某个行为,背离了我的价值判断。”
  • 反应性人格:“只要我证明他是错误的,我就无需面对我的问题。”
  • 真正刺痛人的骂,往往不是因为它恶毒,而是因为它碰到了一个自己已经知道、但不愿面对的部分。

当然,这种打鸡血的模式并不适合所有人。还是有一些人更适合透过反对别人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因为这是最不容易涉及到内核动摇的行为。就像是那些“现代哲学警察”会揪着哲学范文的格式性问题,去不断证明自己才是正确的。


绕了一大圈,终于要闭环了。

如果一个人觉得我在骂他,却最终发现我骂的是“对的”,甚至他的反抗也是在戳穿自己的时候,刚好完成了这三个哲学维度的跳跃——

  • 斯多葛主义:我觉得我被骂了,我试图改变我被骂的看法,特别是改变那个骂我之人对我的看法;
  • 休谟:透过理性进行抗辩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也存在感情和主观感受;
  • 尼采:我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主观感受,是不是因为对方真的骂对了,我才跳进了这个圈套,我应该去研究自己的主观感受从何而来……

看吧,人人都可以是自己的哲学家~因为你骂人最脏的那句,也是骂自己最狠的那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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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达尔

小王闲来无事,看见远处的云层里透出了阳光,便停下脚步掏出手机开始拍照。

一个路人看见小王用手机拍照,便上前问道:“你在干什么?”

“啊,我,我在拍丁达尔。”

“什么丁达尔,丙达尔的,你是不是在偷拍情报?”

这句质问,小王一下子被一群路人围堵了起来,众人议论纷纷,另一个路人说道:“什么丁达尔,我看你是你们的暗号吧,丁达是定位雷达,尔是交头接耳。”

“走走走,你跟我们走一趟。”又一个路人伸过手抓住小王的胳臂。

那个最开始质问小王的路人,赶紧抢过小王的胳臂,生气地说道:“这是我先发现的,跟你走什么走!”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要不是我破解了丁达尔的含义,你都没证据。”另一个人也抓过小王的手。

“你少跟我抢功劳!”

小王被扯来扯去,远处的丁达尔比刚才拍得时候还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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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树不成林,牛来人来疯

我们先猜一猜《牛来》的受众是哪些人?

这里先埋个包袱——大概过几年,可能又会有人把这部电影翻出来,标题我都帮他们想好了:《X年了,你们真的看懂了“牛来”吗?》

《牛来》是不是一种审丑猎奇,讨论这件事就跟讨论《奥德赛》好不好看一样,这本就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话题,而这部电影莫名其妙地火,确实裹挟了各种现实要素。比如:

  • 社交货币。就跟前段时间的竹知了一样,成为了一种流量密码。而《牛来》的社交符号更偏向于年轻人,成为一种他们之间的谈资;
  • 叛逆心理。异类往往会成为群体当中,用来对比群体观点的反抗“符号”。《牛来》作为异类,更像是对传统电影市场、大众审美的一种颠覆与嘲讽;
  • 从众心理。大家都在看,我如果不看,是不是意味着我落伍了,甚至会被群体进行排挤;
  • 心理安慰。甚至有一些股民,以《牛来》的名字作为好彩头;
  • 狂欢化。这是米哈伊尔·巴赫金提出的诗学理论。简单来说,将中世纪欧洲狂欢节的仪式形式转化为文学语言的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全民参与的诙谐文化打破社会等级,颠覆权威话语,构建平等对话的文学表达。《牛来》虽然不是专门制作出来打破规则的,但人们在讨论和参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狂欢化;
  • 主流叙事与社会环境。经济下行时代背景下,主流叙事与事实发生割裂时,人们会不信任、甚至蔑视主流叙事。《牛来》恰好是那个不符合主流叙事的符号。

但至于是哪个原因造就了《牛来》的火,这又很难单独拎出一条作为原因分析。

那聊聊另一件事。


前段时间,“独树不成林”的播客主仲树被人提出洗稿、抄袭、汉化搬运的质疑。我本来没打算聊这件事,但既然《牛来》爆火了,他们俩倒很适合放在一起聊——一方面是个人恶趣味地把他们统一归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两件事有相同的底层逻辑。

在此之前,“独树不成林”也是播客圈子中的社交货币,如果谁没有听过这个播客,甚至可能被核心小群体认定为“我是严肃播客听众”、“你没有真正听过播客”。我自己做过一段时间播客,所以当我要评价仲树时,就自然获得了一个“被比较”的身份。特别是当我在评价其他播客时,难免会被质疑动机:你做得出来吗,你就质疑人家。

相反,《牛来》让做电影这件事从“专业”滑向了“不专业”的极端。既然这样的电影都能上影院,在同一时期对抗《龙餐馆》与《奥德赛》,而主流叙事结构被打破,甚至有人认为《牛来》是动画界的《奥德赛》,并作为符号嘲笑那些(我这样的)试图从《奥德赛》中看出意义、自我的观众。就比如,我如果嘲笑仲树,就能证明我那已经停更快一年的播客是“正确”的。

接着,就会出现两个与之对应的社交货币——“反对”独树不成林的,甚至认为这个播客因为洗稿抄袭一文不值的人;质疑、理性讨论《牛来》的,将这场狂欢解构为社会现象的人——比如此时此刻的我正在做的事。

但“社交货币”的核心,在于它是否能被转化为“价值”。按照社交货币的定义——社交货币就是利用人们乐于与他人分享的特质,来塑造自己的产品或思想,从而达到口碑传播的目的。而这个传播一旦形成,商业链条也形成闭环,比如接广告或是业配、赞助、冠名。比如就连盲人主播都可以在“日常记录”里接卫生巾的广告。

社交货币可以用于抱团、形成个人影响力、身份标签,当然也可以被换算成流量变现的一部分。


问题不在于,站在这件事两端、或是伪装成理中客站在中间的人孰对孰错,而是人们试图用自己所在的立场,去证明别人错了。比如我跟一个做播客的朋友也聊到了仲树,她显然是“支持”仲树的,认为她就算是搬运,也是在将一些文化与想法让更多人看见。而我听过她节目之后,觉得她缺少一个属于自己的思考模型,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引述他人作为背书。

于是我被对方骂了一通,认为我就是为了反对仲树而反对,最后还上升到了“你是个男的,你当然不会支持这些独立女性”。

既然她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我再怎么辩驳也失去了意义,因为从立场来说,男女对立本就是改变不了的根本立场。所以当下,我只能支持她的观点,在对错问题上甚至不允许有中立的部分。

立场之下的群体,以确保自己的观点能够压过对方,从而引发我最开始提到的那些“要素”。


仲树争议最棘手的地方,在于知识型内容的原创边界本来就很模糊。观点可以来自别人,史实当然不属于任何人,但当材料选择、论证顺序、案例、比喻、甚至笑点都高度重合时,参考、转述、洗稿、抄袭间那条看不见的线,究竟在哪里?但《牛来》还有另一个我认为不能忽视的“时代背景”。

这种猎奇、抽象、甚至有些邪典的东西,在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时期。

1930 年代的日本,曾进入过一段被称之为“エロ・グロ・ナンセンス”(ero·guro·nansensu)的时期,字面翻译为“色情、怪诞、荒谬”。这个时期的日本,正在遭遇 1927 年昭和金融恐慌、侵华战争的时代背景。民众的焦虑、恐惧、无意义感,催生出了一种逃避现实的文化现象:报刊、杂志、书籍充斥着大量的色情、怪诞、荒谬、犯罪与变态题材的作品,透过这些作品的刺激,可以让人们在每天转瞬即逝的快乐中忘记烦恼。

但这并不是一个独立、量化的指标,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被催生出来的“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这条社会学层面的化学公式,也可能成为《牛来》爆火的催化反应路径之一。

独树不成林与《牛来》,两者像是完成了一场时空上的交接班:上一个社交货币一瞬间挤兑,另一枚社交货币立刻发行,在不同的人群与立场之间,完成了一次社交货币的金融海啸。

而那个真正不断发行的东西从来没有换过——“我是哪一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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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主任塌人筑房

当一个女人被塑造成被包办婚姻捆绑,因为生不出儿子被重男轻女的婆婆欺负,不仅如此,还被好吃懒做的无业游民丈夫家暴,而在 50 岁的年纪走上了脱口秀的舞台,用淳朴不煽情的方式讲述她的人生,从而感动无数观众,被视为这个时代最不起眼的那群仍然在为命运抗争的“独立大女主”——这样的角色是不是注定会变坏?

一般来说,比起“坏人变好”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另一种需要在剧情中安排的固定角色,则是那些“好人变坏”。再高级一点,是这些坏人还在最后一刻保留了“一丝人性”,比如将枪口抬高了一厘米。最不济的,是那些变坏的好人最终受到了命运的制裁,彻底暴露了原本坏人的个性。


那最开始提到的那个“独立大女主”,这种喜闻乐见的人物角色,就跟当年的“二舅”、前几个月的“鹅腿阿姨”一样,人们总能等来他们“变坏”的一刻。这不,房主任塌房了。

房主任被发掘为脱口秀演员后,就是按照文章开头所说的那种模式,给立住了人设。

房主任是因为什么塌房的,很多人都聊过,特别是她在参加一档名为《姐姐当家》的综艺节目时,彻底展示了她原本在脱口秀剧本以外的真实模样,很难利用她在剧本里获得的那个“独立大女主”的身份继续获得掌声与欢呼。

但今天不聊塌房的部分,而是聊聊她为什么注定会塌房。

不过这里我先要强调一下,这个“房”并不是房主任的“人生”,而是她以为自己被套进了某个让她获得了掌声与欢呼的“人筑房”。


首先,需要确认一点——你认为脱口秀剧本是在讲述真人真事吗?

虽然说经历是脱口秀的养料,可以通过生活的观察引发观众的共鸣与思考,但它能不能允许有艺术加工的部分?如果这件事解决了,那么房主任的“剧本”与现实之间的断层,或许你也更能接受。

比如她口中那个欺负她的婆婆,其实在她丈夫幼年的时候就已经离世了;她口中那个好吃懒做的无业游民老公,本是一个水果小摊贩,凌晨四五点去市场提货,直到晚上十点才收摊回家;她口中所谓的“要照顾两个男人”,是公公生病后,房主任认为“自己是长媳,又住在一块”,于是她跟丈夫主动揽下了照顾公公的责任;至于“家暴”,房主任的前夫又瘦又矮……直到人们后来才知道,房主任才是那个在家里对丈夫施暴的角色……

如果脱口秀的剧本,是通过艺术形式,将这些底色,翻译成更容易让人接受、喜欢、甚至是为之鼓掌欢呼的段子与包袱,那你现在还认为脱口秀剧本是在讲述真人真事吗?


再次,通过剧本为一个角色构筑起来的人设、甚至是“人生”,这件事被揭穿的当下,该不该去攻击那个“表演者”?

我应该聊到过,我觉得中国的脱口秀行业已死,不是大家写不出段子,反而大家能在综艺里做到非常好的“商业变现”,但是越来越少人敢为真实的人、社会、政治、矛盾进行脱口秀式的演绎。反而,在这种大的表达环境之下,通过人为地筑起某种人设的房子,请进对应的角色入驻,便成了脱口秀立最直观也是最高效的工业流水线。

脱口秀剧本需要通过编剧团修改、润色,再交由演员表演。而演员拿到自己的本子时,会不会说着说着自己也信了,这不好说——就像是现在还有人认为房主任之所以走到现在这个地步,不是因为她的问题,而是她对过往的伤痛产生了严重的斯德哥尔摩症候。

说到底,到底是这个人成为了明星,还是背后的团队希望她以某种人设获得流量、成为了明星,我相信在房主任自己也相信自己就是剧本里所说的那个角色时,这一切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人们希望看到的那个原本因为立住人设而建起的“人筑房”被推倒的同时,也想看看这个剧本以外的人,是如何在现实里,一点点把自己的世界也彻底推倒的。


流水线上的工业品在市场流通时,难免会因为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影响商品的销量。商品可以随时被抛弃,但制造商品的人总能找到观众需要的下一个“人筑房”。

而流水线不会停,是因为另一群人已经在期待着下一个“房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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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缝

夏天的咖啡厅,露台门被打开了一条门缝,是因为上一个进入的人并没有完整闭合好玻璃门,于是这个门缝开始往室内涌进大量的热浪。而我坐在距离门缝最近的地方,但我并没有打算去“随手”关上它。于是,人们开始向那个进门后没有关好门的人“施压”,但那个人正和自己的女伴聊得眉飞色舞,根本不介意外界的眼光。

就这样,压力源又回到了我这里,但我依旧不动于衷。而那些向我投以压力的人,也并没有人打算站起来去关好门。咖啡厅原本人就不多,加上工作人员正在忙,原本我旁边的女性想挥手示意让工作人员关门,但无人理她,她也就放弃了接下来的动作,只能继续时不时地看向门,然后看向我,向我施压。

我倒是一个不太介意这种压力源的人,甚至此时此刻我正新建了一个窗口,正在记录着这一切。

我记录曾经记录过关于“咖啡厅门”的观察。


740 | 門

咖啡厅有一个入口,正值冬天,原本应该关闭、保持室内温暖程度的大门总是大大地敞开着。坐在这个门风口上的一群人都因为低温而坐立难安——但并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关上那扇门,因为无论门是否被关上,总有人在进出的时候不会为他人把门关上。

刚进来的人没有关门的意识,等到他们坐了一阵之后才发现室内的温度如此令人不适,但他们没有去当关门的那个人——因为从一开始就是他们违背了别人的规则。下一个人进来的时候也没有关上门,温度便持续走低;而在这里冷了好一阵、准备出门的人也不愿意关门,因为里面还坐着刚才那些进门没有随手关门的人,是他们让这里的温度变得让人无法长时间待下去,所以他们在出门的时候并不想为他们结束这一切。

报复的、被报复的,俨然成了这个空间里不同的角色:有人期待着“英雄”出现、关上那道吹入阵阵冷风的大门,也有人期望着如果他们关上了大门,一定会有人遵守这个规则——他们无法保证未来进入的人能够遵守秩序,也不能信任在秩序里的人会在离开时不去报复原本就伤害了他们的自己……这样的恶性循环一直延续着,让室内的温度越走越低。让人不适、让人难堪,也让人产生了临走时也不要为这群人关门的想法——既然没有人为我们关上门,那凭什么我们必须为他们也关上大门!

矛盾产生,然后又因为矛盾维系着一种平衡——而这种平衡就是让室内的人享受不了暖气:每个人都因为温度的走低而抖动着双脚、坐立不安。这就是平衡——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所以就形成了一种不需要有人去破坏的平衡。

当然,解决这个矛盾却有一个最最简单的办法:为这个门设定一个自动关闭的液压器。每一个推门而入的人,不需要做出“关门还是不关门”的抉择,门已经自动为他们选择了关门的行为;他们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为他人思考,因为这一切都出于规则约定。门被自动关闭,维系着室内的温度,让室内的人都公平地成为享受者;当没有任何一个人被剥夺享受暖气的权利时,就没有必要去报复别人。

规则的好处就在于能够强制让一群人接受某一种约定俗成的道德规范——但能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大部分都认为这只是为门安装了一个“人性化”的设定罢了。可你有没有想过,这原本是一种道德的行为规范:是因为没有人遵守,不遵守的人和想要遵守的人才被强制地用一种秩序所约定——当然,这只是一个门,一个产品的优化。但在我们的生命中,似乎还有太多太多这样的道德漏洞存在着,我们却期盼着能有一种产品,能够强制规范出让人不需要去遵守道德的“人性化”。

关上门不难,难的是让这群人明白为什么要为自己和别人关上门。


我曾经写过一部小说,最初的案件是“凯蒂·吉诺维斯遇害案”,一个女人遇害呼救时,几乎周围的人都听到了她的求救,但所有人都没有报警,因为他们觉得总会有一个人已经报过警了——于是他们就这样目睹了一场凶杀案的发生。

不同的是,我成了那个“最应该”去关门的人,因为我距离门最近,甚至已经有人对我露出了困惑、质疑甚至是嫌弃的表情。我相信他们此时此刻认为的理由,也是因为“我距离最近”,所以我在这个场域里自动被赋予了这项“义务”。

但如果我现在就是那个毫无社会屈从度的人,那这个场域自动形成的规则就被我彻底破坏,甚至如果我再去关上门,我就真的成了那个“罪人”——你怎么才去关门?

从某个时刻开始,他们似乎已经不再等待“有人去把门关上”,而是在等待“我什么时候去把门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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遛猫

楼下遇到一个遛猫的小女孩,因为用绳子勒着猫的脖子,有大人教育她别伤害猫。小女孩指了指我牵着的狗,说:我的猫比狗聪明,它听话。

那个大人倒帮我说话:狗可以出来遛,猫不行。

小女孩继续:我不喜欢狗,猫比狗听话。你问她们嘛,她们都晓得我的猫很听话。然后她身边的小伙伴都纷纷赞同。奶子想凑上去闻,吓得小女孩惊着提着绳子勒着猫在空中飞了一圈,摔在了墙上。

于是我成凶手了:是因为我喜欢狗,所以我不喜欢猫,要害死她的猫。小女孩拖着猫、带着一群朋友离开后,其中一个小女孩偷偷折返回来,问我能不能摸摸狗,她说自己其实喜欢狗。结果没想遛猫的小女孩也跟着回来,看到那个摸狗的小女孩,立刻对其他人说道,以后不跟她耍了,她喜欢狗。

我前后可一句话都他妈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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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信息,剥夺我

这个标题没有实际意义,纯粹是因为我从坐着的这个视角看过去,有一个上班族刚好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而这句话是贴在她的电脑外壳上的。

我这天正好也在进行小说的二稿修改,要修改的东西远比想象的多,以至于之前完成的初稿又变成了“大纲”级别。包括前几天在聊的《现在几点?》其实也是小说里的一个命题——手表定律。小时候的那件事儿是真事儿,而长大后知道这个定律以后,这种被童年玩过的玩具枪击中的乐趣,就像是挖出了童年藏起来的时间胶囊一般。

一旦开始修改小说,要增加的内容越来越多,又不能直接讲道理,就必须要变成故事;可这些故事之间又不像格林童话那样,一个故事交代一个寓言,信息就在这种不断熵增的情形下越来越混沌。


无独有偶,咖啡厅里,还有一个年轻人正在做手帐,正在把胶带、各种贴纸用镊子粘贴在记事本上,又掏出尺子和彩笔,在记事本上刻画出表格、标题,就连 To-Do list 前面的勾选框,在尺子上都有一个专门的空格,用来画出标准的小正方形块。

我一直很不能理解手帐,一是我觉得麻烦,二是我在尽可能地将所有功能都集中在一个东西上,以避免自己会用“仪式感”来作为结构化逃避的借口。比如我之前的电脑桌上,有键盘托、手机支架、iPad 伸缩架等等一大堆“高效”东西。自从我上次在问 ChatGPT “手腕悬空,真的会影响输入速度吗?”之后,我就把桌面上所有杂乱的东西都撤走,只留下了键盘和触控板,甚至配套使用的键盘托都拆掉,以避免自己再继续问 ChatGPT:“键盘和触控板要怎么摆放才能提高使用效率”。

这里需要叠个甲——并不是指喜欢做手帐的人,都是因为结构化拖延,而是我一定会把这件事作为自己结构化拖延的部分——如果我不做出一页漂亮的用来计划下个月的手帐,那很有可能我连一个可落地的计划都做不出来。

手帐,对我来说就是那个“过剩信息”,一个只需要记在桌面便签上的东西,却要预设一个仪式感的部分,但这件事对于事情到底能不能做出来,虽然有心理因素上的影响,但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这也有一些喜欢做手帐的朋友,他们认为仪式感是为了更好地进入状态;而我咬死的是这件事到底做没做,以及我知道我正在拖延,以及为什么拖延。

当然,我也很赞同他们所说的“仪式感”,是一种将过载信息进行脱水的工作,以避免自己长时间陷入信息熵增的混沌。


我今天想说一个有些煽动性的结论:甚至有时候,是人们在主动制造过剩信息,以保证自己能够进入被“剥夺”的状态。

前几天,在《现在几点?》里,留下了这个话题的前半部分:

有时候,人增加信息,并不是为了更接近答案,而是为了让答案无法被确定。

被剥夺就意味着自己“没得选”,或者是暂时选不出来。否则事情就必须要推进下去,而不得不去面对和梳理杂乱信息的部分。

前两天在 TG,有人问我,自己很“懒”,创业过,现在很难再回到职场做牛马,但是现在迫在眉睫的是房租都快交不出来。他问我,如果是我,我会如何。我回答说,当下最紧急的既然是房租,那么我一定是围绕钱这件事思考;我思考的不再是我要做什么、我要保留怎样的尊严、我还是否能适应职场,而是为了房租能交上,我最多能付出怎样的代价,比如短时间送外卖,或去打零工。如果我接受不了这样的代价,那我就必须砍掉这些信息,重新确认我能接受的部分。否则就会永远卡在“我想要赚钱,但我又不想失去自我”上,最终彻底“剥夺”我的选择。

妙就妙在,人会在危机面前突然转向那些持续剥夺自己的事情,比如突然开始“做手帐”。


但我反而觉得这件事有用,至少在梳理的过程中,会意识到哪些事情对自己更重要。

如果整理两个小时资料以后,我更清楚小说下一章怎么改,那么它属于工作。

如果整理两个小时以后,我只是拥有了一套更加漂亮的小说修改系统,而依然不知道下一章怎么改,它就已经开始承担回避功能。

如果整理两个小时以后,我开始调整背景和字体的颜色,如何让自己在写作时更“舒服”,那这跟为了做手帐,挑什么颜色的胶带没啥区别。

过剩信息,剥夺我。只不过,是我先制造了过剩信息,再等着它恰到好处地来剥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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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番茄炒鸡蛋吃多了也会腻

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得叠好几重甲:

  • 电影是一种“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文化载体,电影之间没有更高级或更低级之说法,更没有谁对谁错的对立;
  • 聊电影难免会有对比,特别是同一主题下的不同叙事结构,但电影之间没有更高级或更低级之说法,更没有谁对谁错的对立;
  • 我喜欢番茄炒鸡蛋,但是吃多了确实会腻;

在看完《龙餐馆》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持续性的“生理不适”。这种生理不适不是因为它拍得不够好,反而是因为我认为《龙餐馆》是我近几年看过的中国电影里,无论是剧情结构、人物弧光、商业价值,都非常精巧,也非常平衡地将一个故事讲明白,把情感也透露出了电影本身。

我虽然知道它是一个反战主题,也知道最后一部分明显是为了送审,而真正的结局,就是停留在主角回归故里,遇到那个已经长大的徒弟。不用给特写,不用给交代,故事就结束在了看似开放的部分。

但问题就在于:故事讲完了,但我觉得整部电影像是一个上帝视角,把每个角色放在了不同的场域,让他们演完了自己应该按照剧本设定演完的故事。每个人的平衡也都像是上帝在捏造他们似的,精心巧妙地设定好了他们接下来会遇到怎样的冲突,然后获得怎样的人物弧光。

当然,这并不是指它不好,恰恰就是这样的叙事方式,才得以让一个角色、一个故事深入人心,更容易被市场所接受。就像是人们会为了善良的故事流泪,是因为人们也因此获得了“我很善良”的标签——哪怕这个故事是“反人性”的。


另一个被骂得很惨的,是《奥德赛》。许多人认为奥德修斯,明明已经逃出了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洞穴,但他非要在最后一刻向巨人的眼睛射箭,才因为彻底激怒了波塞冬,导致他们的归途彻底偏离轨道。

《奥德赛》是另一种形式的反战主题电影,借由《荷马史诗》的奥德赛篇章,讲述奥德修斯在特洛伊攻城战里,看到特洛伊葬身火海时,意识到自己才是违背神约的罪魁祸首,因此对战争产生了怜悯与悔恨的思考。

这么聪明的一个主角,明明已经知道巨人是波塞冬之子,但还是执意射出那枚弓箭——他脑子瓦特了!这个举动,仅仅是因为巨人从嘴里吐出了一个被嚼碎的头盔,向奥德修斯展示神对于人类就像是捏死蚂蚁一样的简单,而他在这场战役里已经失去了太多的同胞,甚至无法将他们安葬。就是这一瞬间被燃烧的情绪,让他非常不理智地射出了那根箭。

但我觉得这是“人性”的部分,他不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国王、首领、阿伽门农最得力的功臣,而就是一个因为愤怒和情感冲破了理智的“人”。


与其说是反人性和人性,我倒觉得是一种“反直觉”。《龙餐馆》会让人觉得故事更“合理”,是因为里面有大量的“直觉”:失去妻儿的政府官员会成为恐怖分子;逃出生天的高潮会带上孩子们,从而增加逃亡的风险;战争因为残酷、所以要崇尚和平……因为主角不得不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剧情安排,也有人们对于剧情的期待——否则就跟郭德纲一样,也可能会因为一句唱起了二十几年的现挂而被举报……

钱是不得已要赚的,战场是不得已要上的,饭是不得已要做的……不得已多了,驱动力就变成了主旋律和公序良俗,因为角色不这样做,会被观众骂,哪怕这件事是反人性的。奥德修斯为什么一定要射那一箭,是人性的弱点;他根本没时间思考自己这样做会招来什么厄运。

生理不适的部分,或者说我根本无法代入的部分,是那些必须按照主旋律与公序良俗进行下去的叙事结构。


从剧本的角度来说。《奥德赛》里奥德修斯朝巨人射出的那根箭,是对角色负责的,他做了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被观众骂他脑子瓦特,但就是这种看上去与角色设定完全错位的举动,让奥德修斯这个人拥有了角色主体性。而非失去妻儿我必须复仇、看到孩子我必须救、经历战争我必须理解和平、付出牺牲才能真正成长……

番茄炒鸡蛋吃多了当然也会腻,但不能因为番茄炒鸡蛋是中餐,而获得了不允许他人觉得腻的豁免权——只不过承认这件事,太容易被扣上质疑动机的高帽子了……

更甚,这种“公序良俗”的部分,甚至已经先于电影本身:

片方很聪明,他们知道在今天的舆论环境下,「敬业」「受苦」「奉献」是最安全也最容易收割情绪共鸣的流量密码。只要把老演员的病痛摆在最前面,电影本身好不好看、台词听不听得清、用原声是不是影响了视听体验,这些原本属于专业范畴的评价标准,瞬间就会被道德高地彻底抹平。如果你觉得台词含糊不清影响体验,那就是你缺乏同理心,就是你不尊重老艺术家。

——《别拿病历本做宣发》|Solazy

就像是一场大火烧起——小女孩抱着金正日的照片冲出了火海,她的人设立住了,符合了主流叙事,但这其实是反人性的。

但是,如果还有一个前序剧情:她爸爸在一场大火里没能救出金正日的照片,因此被公开处决,那这就是一个“人性”彻底立住的故事。

害,我果然更适合写反乌托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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