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是世界杯，莫比乌斯就聊一些看上去和世界杯有关、却与足球毫无关系的事。

这一次，日本又“作秀”了。

跟《如何在简体中文的虚假新闻里找到原本的真相？》一样，我试着把所有我能找到的内容整理成一条证据链；这一次，我换一种思路，看看这则新闻、以及“作秀”这一观点究竟是如何诞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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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证据链确定新闻的真实性？

我把力所能及能收集到的信息汇总后，制成了下图的证据表，特别拆分出“事实”、“观点”、“立场”以及“证据链”部分。

厘清后，确实可以发现：确实存在个别网友在社交媒体上，针对日本人捡垃圾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和质疑，但这样的观点是否能代表其他个体观点、甚至代表事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就比如我如果今天这篇文章的结论不是在下定论“日本人作秀”，也很有可能被扣上“帮日本人洗白”的高帽子。而这一点恰恰是前几天提到的“立场”相关的话题，这里就不再赘述。

最初我是在《观察者网》看到相关视频，而视频里恰好出现了媒体收集到的“观点”。

我顺着 FIFA 的官方账号下面的留言，找到了这个账号（利用头像和马赛克后的色块），去查看了他其他的相关留言，确实发现他对于作秀这件事非常深恶痛绝，但他就能代表全体日本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吗？

同样，在引用相关观点的日本国内媒体《週刊女性PRIME》，则引用了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前大王制纸董事长井川的评价；仍然是他的个人观点，指出日本人仅仅是因为捡垃圾得到褒奖而自满。

这一次的新闻并没有“真实性存疑”的问题。因为捡垃圾的行为事实上——这里先无论是否存在作秀嫌疑——日本球迷在会后捡走垃圾并不是一个伪造的新闻；并且在社交媒体上，有人质疑这种行为的虚伪性与作秀，也是有人发表了相关观点的“事实”。

但这些个体观点并不是新闻的全部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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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的真伪，与立场的对错

当然，这会不会是一场提前预设好的政治作秀？媒体操作、铺天盖地的统一文案推送，以及吸引全球观众的目光。我先不下结论，但可以继续按照这个逻辑链条推下去。

从既定事实的画面里不难看出，“蓝色口袋”是这一次相关事件的主要证物。当所有人都拿着统一的物品进入现场，并在结束后统一亮出相关 IP 时，是否意味着这是一场有预谋的行为呢？顺着这个“证物”，就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证据链。

如图刚才的证据链图所示，根据证据链，最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蓝色口袋大概率是日本足协战略合作伙伴 APA 酒店所提供的；而在口袋上标明了它作为应援道具的使用方法ⓘ，口袋上也提及了观看结束后带走垃圾等相关提醒。

我们先假定日本国民的社会屈从度较高（这个以后再说），那他们在比赛结束后确实会主动带走垃圾，甚至带走其他日本人留在会场中的垃圾，从而形成媒体可拍摄的画面，并露出商业 IP。

当“立场”一换，先要得出政治作秀的结论也并不困难，因为证据链已经形成了指向“它是提前被设计好”的依据。 但是提前安排好的行为，就是作秀吗？

立场之所以容易产生对错，是因为立场之间本身是冲突和矛盾的；一旦承认作秀，连同那些真的是按照蓝色口袋提议捡取垃圾之人的行为，也会被怀疑是在作秀。所以，这也看你在看这则新闻时，采取怎样的新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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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动机可以改变事实本身吗？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在《阶级歧视到底在歧视什么？》里提到过。

在关于这场“作秀风波”的讨论中，难免会有“切换赛道”的讨论，例如比较多的质疑是：

既然他们有口袋，为什么不直接扔进口袋，而是要在比赛后捡垃圾呢？

或是：

还专门找残疾人来摆拍，明显就是作秀。

质疑动机的核心在于：不仅无视事实、不还原事实，且完全按照自己的认知水平，以最坏的方式揣测对方，从而引出动机不纯的结论。

而在质疑动机里，最具迷惑性的是提供一个事实，再以此作为推翻全部推论的动机质疑。例如我在证据图里提到的，但一些人发现“证物”蓝色口袋与 APA 存在关联性时，他们则以 APA 酒店曾放置右翼书籍的事实（证据 07：维基百科），来质疑它的一切行为动机。甚至，当有人否定这两件事的关联性，或是质疑蓝色口袋的作秀动机时，他们会回到“爱国赛道”，以“不承认历史即是罪人”的方式来压制一切独立思考的部分。

这招虽然很 low，但非常有用。甚至写到这里，我可能必须得下结论：这一次日本球迷在世界杯捡垃圾的行为就是在“作秀”，否则我就等于在否定 APA 酒店放置右翼书籍的历史，甚至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历史。

但是切换赛道之后，人们原本讨论的事实也被切换，甚至事实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站对了立场。

说到这里，我必须承认，如今的新闻业就是这样被“毁掉”的——新闻不再是为真相服务，而是为“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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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回到事实层面，垃圾是不是被捡走了？

且事实和动机并不是冲突的，即：

在事实层面垃圾被捡走，而在动机的解释层面：垃圾被捡走是一些人的个人习惯、垃圾被捡走是因为媒体正在拍摄、垃圾被捡走是赞助商的设计环节。这四件事也可以同时成立。

事实回答“发生了什么”，动机回答“为什么发生”，立场回答“应该如何看待”；当人们把这三个问题混为一谈时，争论便会代替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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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加编辑，又花了我三个多小时，还他妈不如@Grok 问这是不是真的——你看，这是另一个毁掉新闻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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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的吸尘器哪儿去了？》展开的话题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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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小红书，搜索 ADHD，你会发现进入 2026 年，这不再是一种“疾病”，更像是一种创作标签，例如“ADHD 是如何做饭的”、“ADHD 是如何做家务的”、“ADHD 的日常一天”、“ADHD 是一种天才病”、“ADHD 自检 Bingo 游戏”等等。

我也怀疑过自己是否有轻微的 ADHD。比如就在当下，我在输入这行内容时，我看到触控板上有点脏，本想伸手去拿一张清洁湿巾，结果我顺手拿起了桌面上一个有封口条的口袋，把封口咔哒咔哒地捏和起来，因为我很喜欢听它的声音，然后再回到这段文字的输入。

我常常做这样下意识地、与主线工作无关的行为，但最终还是能回到主线任务。就比如我在咖啡厅码字时，就算外面很嘈杂，我也可以认真地码完一篇文章，这就不可能被判定为 ADHDⓘ。我会把这些细碎的小动作视为思考本身的“回响涟漪”，就像是一个人在讲述故事时，会通过抖烟灰来作为标点符号一样。

但不可否认的是，越来越多年轻人确实开始把 ADHD 视为一种身份标签，就像用“I 人”给自己贴标签、不愿意主动社交一样：它是一个更快地了解一个人的方式，但并不是所有的行为都可以归咎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标签。

当然，这些将 ADHD 视为标签时，是在将病理化部分进行脱水处理，而仅仅只是取其表象，成为一种更方便解释、甚至是用来对抗主流叙事的“性格描述”，例如思维活跃、注意力发散性、富有创造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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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D 的病理与自查

患有 ADHD 的患者确实思维活跃、注意力容易发散、也可能更富有创造力，但这些只是其中表象之一。忽略病理性来讨论标签，就像有人觉得 ADHD 是一种“可爱”，但也正有一群人深受其害。

根据国际疾病诊断分类第 11 版的诊断标准，ADHD 的病理性主要表现在：

• 注意力缺陷：难以维持注意在缺乏高水平刺激或频繁奖励的任务上，容易分心，做事的组织性和条理性存在问题；
• 多动/冲动：过多的运动性活动（多动），难以保持安静不动；在需要自控的结构化情境下尤其明显；具有对各种刺激立即作出反应的倾向（冲动），而不考虑风险和后果；
• 注意缺陷和多动/冲动的程度超出了年龄和智力的正常变异范围，显著影响个体的学业、职业和社交功能；
• 通常在生长发育期起病，表现为注意缺陷和（或）多动-冲动的持续性模式（至少 6 个月），并且必须在多个环境中可被观察到；
• 其中，成人 ADHD 与儿童 ADHD 患者在临床表现上有所不同：在儿童青少年期较为突出的多动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减轻甚至消失，而注意缺陷和冲动症状通常会持续至成年。此外，成人 ADHD 更容易共患其他精神障碍和躯体疾病，功能损害更为严重。

当人们在讨论承认 ADHD 的病理性时，自然而然就会涉及到“原因”的探寻。你会发现上述诊断标准里的表象形式，或多或少会在现代成年人的生活中发生，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更为直观的讨论：现代人的 ADHD 是否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例如刷抖音是不是会导致 ADHD？

这个问题明天接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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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字数统计的插件之后，这个系列又可以恢复“每十万字一更”的栏目了，也放回了最初的分类“彭罗斯三角”里。

在缝纫的技巧里，有一招叫做“藏针缝”，是我小时候观察修鞋匠帮我补衣服时看会的。看着自己被撕破的衣服，修复之后完全看不出缝合口的方式，我会时常翻过衣服把玩那个藏针缝的缝合口，总觉得这是人到一定年纪才会学会的“魔法”——而我所在的年纪，还只能负责帮长辈穿针引线。

结果到年纪了，我穿个针也开始变得不利索，缝缝补补的事情干脆又都会给了那些还会“魔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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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十万字一更”的栏目就是这些“藏针”的部分。

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回过头去看看过去的十万字我都在做什么，聊了些什么、经历些什么、我是依旧喜欢表达、还是开始厌恶自己自话自说。这些布块与布块、思考与思考、阶段与阶段之间的缝合，只有我翻过来才会被自己看见，但对外它或许还是一个巧妙的整体。

第一百八十万字时，我又换了个视角来理解“写作”。

写东西对我来说就跟抖腿一样，会忍不住地开始，然后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在咖啡厅ⓘ打开电脑等老婆按摩的间隙，端着杯热茶观察周围。敲击键盘的当下，被另一个抖着腿、口沫横飞、眉飞色舞吹牛的人所吸引，然后我开始观察他、一步步拆开我对他原本的刻板偏见、然后构建关于他的故事。

2016 年至 2017 年的五百日写作，我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必须要每天按时出门假装上班，那段时间我在极尽可能地将自己作为一个“客观冷漠的观察者”，去高高在上地解读世界。

“第一百六十万字”和“第一百八万字”中间“藏针缝”，是我又开始回归在咖啡厅的写作状态，时隔十年，我的观察从自我为中心，变成了将自己视为咖啡厅的“摆设”，让自己成为白噪音中的一个跳跃的点。

而在咖啡厅写东西，从那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抖腿”，至于是不是“为了每天写而写”，这种谎话是自己骗不了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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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下一个“藏针缝”又拼接了一块怎样的自己，缝好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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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年后患有 ADHD 的朋友跟我闲聊，然后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他想先用吸尘器收拾家里，但是吸尘到一半时，因为他视线范围内看到了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他就被连续的几个“问题”带得越来越偏，最后吸尘器就放在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我问他：你最开始做什么来着？ 他想了半天，说自己是要吸地来着，然后就找不到自己的吸尘器在哪里了。

这倒是一个有趣的测试：我的吸尘器哪儿去了？

他家里有很多物品，都不符合逻辑地被放在了某个地方，比如胡椒瓶放在盥洗室的洗手台上；电动剃须刀放在玄关的鞋柜上；一个水杯放在马桶旁边的置物架上……

但这种无序之中吧，又非常有序地在运作，比如你问他擦手巾在哪里时，他会准确地说出在跑步机的扶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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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比起吸尘器究竟去了哪里，我更好奇另一件事。为什么越来越多成年人开始怀疑自己患有 ADHD？以及，我们究竟是在讨论一种疾病，还是在讨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代生活状态？

接下来几天，我想继续聊聊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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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地让这件事多发酵了一会再来聊，是因为我也想等等是否还会有所谓的舆论“反转”，但现在的剧情已经基本尘埃落定为墙倒众人推的结局。

事情并不是件大事，但将这件事推到风口浪尖的，却有非常符合“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玩味。

6月9日，曾在北京高校圈走红、被学子亲切称为“鹅腿阿姨”的摊主陈秀凤，在团购群发布公告承认所售烤腿原材料为鸭腿，该聊天截图被广泛传播，引发热议。在截图中，“鹅腿阿姨”称其在国贸附近售卖时被举报，目前正配合有关部门调查。

《北大已删除“鹅腿阿姨”推文！多人称买到“发绿腿”，“僵尸鸭腿”登顶热搜，其丈夫回应：是独家秘方；相关部门已抵达后厨》/ 每经网

新闻媒体向来热衷造神，因为神是为了“被拽下神坛”的那一刻而存在的——

“鹅腿阿姨”最早是在 2023 年进入公众视野的，那是她因为烤鹅腿在清华北大的学子圈中非常出名，在进入社交媒体热搜后，她成功出圈“小贩”的身份。2024 年妇女节，她还一度成为北大举办的第二届青年创投女性发展论坛上的演讲嘉宾，北大官方微信公众号还以《“鹅腿阿姨”来北大啦！》为题，将“鹅腿阿姨”的人设立住。

讽刺的是，当初从阿姨口中说出来的话，如今又被重新翻出，搞得北大微信公众号紧急删除了该篇文章，例如：

“鹅腿都是我自己烤的，让别人做我不放心。”

“人不管做什么事，要持之以恒……做事讲道理、讲规则、有规矩。”

完成“造神”以后，接下来的剧情，就是如何将“神”从神坛上给拽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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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腿阿姨”不过是另一个阶段性的“二舅”

以鸭充鹅的事情曝光后，越来越多消费者加入对“鹅腿阿姨”的声讨。从 2024 年开始，就有人向阿姨质疑鸭腿“发绿”问题，在团购“鹅腿”的社交群里询问中，得到的答案均是以“大葱叶榨汁”、“蔬菜汁腌制”。

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实锤”鸭腿是僵尸肉，截至今天，关于鸭腿是否为僵尸肉的调查结论还没有出现，但网络似乎已经一口咬定这个结论。

甚至有越来越多博主，开始实际测试用大葱叶和蔬菜榨汁腌制鸭腿，能否让鸭腿暗沉发绿。

《“鹅腿阿姨” 鸭腿发绿引网友实测 知名美食博主营养师加入“葱汁腌肉”实验》｜封面新闻

综上，目前已知的确切结论是“鹅腿阿姨”确实在用鸭腿冒充鹅腿，并对外宣称自己贩售的商品是烤鹅腿——这个法律层面的违法性，并不能因为阿姨足够“善良朴实”、是“独立创业的女性”、曾经被那么多学生“喜欢”而被无视和覆盖。

事情发展到这里，我相信每个人都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于是有人戏称，这一次的人设与公关崩塌可以以“鸭骗战争”之名载入史册。越来越多人嘲笑和愤怒，并不是“鹅腿阿姨”的以次充好，而是她不过又一次媒体“造神”与“神塌”的、让人已经看得有些厌烦的剧情。“二舅”的叙事结构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太符合人们对于善良以及“善良的人不会害人”的刻板偏见，但坏也往往坏在这些所谓的“善良人设”之下。

就像只要调料够多，腌制得越久，好吃就能让人们无视以鸭充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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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利用自导自演摆拍博取同情，还值得同情吗？

在众多的评论中，我看到了一条很有趣的“推断”。认为“鹅腿阿姨”之所以翻车，是因为她原本一直都在贩卖给大学生，这么多年一直没有“问题”。但她的儿子想要扩展销售渠道，开始在上班族内部建立团购系统。结果不出三天，其食品安全问题就被上班族精准发现，才让这件事被公之于众。

暂不论这件事的真实性，以及它是否是导致“鹅腿阿姨”翻车的根本原因。任何一个企业在这种盲目扩张中，都难免会因为消费人群更迭而导致产品竞争力下降，最终甚至发生所谓的“人设翻车”。

就在今年 5 月份，另一个“翻车”的网红，本质上与“鹅腿阿姨”一样，是在盲目扩张消费人群时导致了滑铁卢。此前网络上流传了一个名为“抱抱盲兔”的抖音账号，作为盲人的自己，记录了一段自己在盲道上行走时，被迎面而来的电动车撞击并被指责的视频。骑电动车的人指责主播走路不看路，而被撞飞导盲杖的主播，只能蹲在地上摸索着寻找，嘴里不停念叨“我走的是盲道啊”。一时之间，网络上对“抱抱盲兔”的同情达到了顶点，甚至倍镜交警都介入其中，希望她提供当天的相关证据与联系方式。

“抱抱盲兔”解释说这是很久以前拍摄的内容，但视频里无论是她打车时的手机屏幕内容，还是她的描述，都指向这正是前几天拍摄的。最终北京警方介入。经过调查，“抱抱盲兔”自导自演了这一出在盲道上被撞的桥段。不仅仅是这一篇内容，此前的内容也都是按照剧本排演，甚至在不同平台还有软广接入ⓘ。涉案的 24 岁江姓女子与 26 岁刘姓男子为了吸粉牟利，误导大众（并未在视频内容标注为剧情演绎），后来被警方刑拘，“抱抱盲兔”的账号也被官方清空、禁止关注。

人设和鸭腿一样，只有掰开了，才知道里面是不是发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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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善良”卖给并不相信“善良”的人，是翻车的导火索

贩卖痛苦不是不行，但问题在于，就跟以鸭充鹅的“鹅腿阿姨”一样，她最大的问题，是把本已经被市场“接受”的商品，卖给了本不相关的消费群体。贩卖痛苦的商品被更多人发现时，也就意味着更多独立思考的人会发现其中的问题。

这句话看上去是在诋毁那些“受众”不会独立思考——没错，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一旦独立思考就会发现问题所在，而不是一味地接受剧情安排。

很多人甚至会觉得这就是极少数的坏世界，就像有人用“善良朴实”、“独立创业女性”等人设符号为“鹅腿阿姨”洗白一样，保持独立思考并不是让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坏，而是坏的部分本身就存在——

5月16日，“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撞倒为摆拍”登上热搜。据潇湘晨报报道，当天，视障人士张先生向记者透露，他们所在的视障群体里，有人曾收到过某公司招募视障人士的公告。并称，他印象里真正大流量的盲人博主，可能大部分都有MCN运营……

《辞职员工曝光盲人博主运营内幕》｜三农频道

反过来，这条消息是不是真的，也应该用独立思考去评判——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贩卖痛苦的账号都是摆拍，至于人们相信什么，这是前段时间聊到的“立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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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的“鸭骗战争”对我而言并不是个例，只是还有更多的人设没有被发现而已。这就像是被伪装成国外进口的保健品，其实是在河南小作坊生产的商品一样。在没人知道真相之前，这层滤镜会一直存在，“国外的”保健品更值得信任、“善良的”阿姨卖良心的鹅腿、“苦难的”弱势群体本应该值得同情……

光是闻到鸭腿上被腌制得厚厚一层的调料，它足够香、足够好吃，但是否发绿，在掰开后谁都看得见——当然也有假装看不见的。

这也便是“造神”的乐趣，跟腌肉确实没啥区别。

当然了，站在清北学生对立面“立场”，看似讨伐“鹅腿阿姨”，实则是在嘲笑清北学生的部分，这值得放在以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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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扣帽子”的话题。

今天从一个有趣的案例说起。前两天，我在 X 上看到一群日本人在讨论一段监控画面：

一位背着双肩包、穿白衬衣、黑西裤、戴口罩的上班族，先用手机快速拍下路过的住宅，随后把手里的易拉罐放在车头前方的地上。短短 10 秒的视频，却引发了各种有趣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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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最多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留守确认的空罐标记行为：如果易拉罐没有被移动，则说明家里没人；这个信号是给后面盗窃所准备的。

为了验证这个前提，人们开始讨论最近日本发生了 300 多起车辆失窃的事件，所以认为这种踩点行为更可信；至少大多数日本人是相信这个推论的。

紧接着“受害者有罪论”出现了——认为这是某个因为排气管制造噪音、在整个街道惹过众怒的白痴，放易拉罐的人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惩罚对方，并且得出结论：“做这类事的人往往是你的邻居”。

接着，人们开始推测这个易拉罐可能是炸弹，也可能是被挤压后会到处喷溅的油漆弹——总之人们开始觉得“日本的国际化进程正在朝着负面方向发展”。那总得有人为这个“负面方向发展”负责吧——所以人们开始讨论“他”是谁。

“一看就是东南亚的长相。”

“他的手臂长度和身材比例不是日本人。”

以及——@grok what’re they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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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专挑了一个日本社群事件来讨论，一方面避免有人说我偏颇性地只分析中国特色；另一方面我也想表达，关于舆论的自我进化，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文明下都会存在，造成这一切的本身，就是人性的底层代码。

首先需要强调的是，上面的各种观点、甚至是结论并没有对错，它们之间甚至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关系。就算是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的社群网络，我相信讨论的内容都差不多，不过“受害人有罪论”的占比可能要略微高一些，比如更多人会认为开豪车的人因为炸街，导致了周围人的反感和痛恨。造成这种细微差别的点，在于社会的结构性矛盾——但这部分容易键政，就不在这个博客展开了。

其次，这件事情我跟踪了后续，并没有查到具体的结论，但我也更倾向从功利主义的视角，将这件事判定为“盗窃标记”行为。特别是如果这件事是发生在我或是我比较亲近的人当中时，我也会建议报警，以最坏的可能性来推测情况，并将风险降至最低。但这个“观点”是“事实”吗？这倒是很多人为此争论不休的原因之一。

最后，上述的观点里，其实本身就包含了各种“扣帽子”的简短路径：

• 预设结论：易拉罐标记→盗窃标记行为；反向证据：已经发生了 300 多起汽车失窃案；
• 预设结论：路人放易拉罐→当事人肯定因为炸街有错在先；反向证据：他开的是豪车；
• 预设结论：易拉罐可能是炸弹→日本社会正在朝着负面方向发展；反向证据：越来越多外国人进入日本；
• 预设结论：这不是日本人；反向证据：因为越来越多外国人进入日本；

单独拆出来，你会发现这些结论都存在严重的认知偏颇、甚至根本没有证据链可言，但是人们仍然相信自己所相信的部分，并因为自己的观点与之契合而形成更完整的“证据链”——即这么多人跟我的想法一样，那看来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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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人们更容易相信与自己观点相同的推断过程，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大脑会优先选择更“节能”的方式思考问题，另一方面就是上次提到的“立场”。

其中高赞的评论，除了最开始的那个“盗窃标记”的结论，关于“日本负面方向发展论”和“一看长相就是东南亚长相”也获得很多点赞。这两个结论显然非常刻板且充满偏见，甚至带有歧视性，但还是这么多人赞同，正是因为他们在同一个“立场”下，将这件事上升到了“我与他们”的对立，从而变成了国民性视角。

比如，现在随手打开小红书，看看最近的热点——谢娜决定举办巡回演唱会。下面骂声一片，都在说她收割情怀韭菜，甚至有人质问到底是哪些人在看她的演唱会。

在这件事上我也很难保持绝对的客观中立，因为我对谢娜夫妇并没有任何好感，所以当得知她将追梦变成生意时，我也非常轻蔑地觉得她不过是在利用情怀赚钱罢了。而我自然而然地就站在了与谢娜、甚至是谢娜粉丝对立的“立场”上，因此我也很想搞清楚这群粉丝到底在为什么买票？一旦有了立场，我所谓的客观分析就有了主观色彩——就算这就是社会学里再简单不过的“乌合之众”的理论，但从我的嘴里说出来时，因为有了“立场”就难免会被认为是在负面评价、甚至故意羞辱讽刺。

也就是说，只要存在“立场”，任何一个人的行为，只要违背另一“立场”的价值观，都可能被认定为是在“扣帽子”。举个例子，前两天我在《为什么法律作为复仇工具时必然会失效？》里，是在尽量保持中立的“立场”，从法律的视角阐述爱狗人士通过集会、抗议的方式注定会失败的原因。但另一层身份，我自己也是养狗人，我在看到“山姆打包狗”虐狗的细节时，我对他也充满了我作为“人”及其主观的情感，我当然也希望他受到惩罚——但我的理性知道，现有法律、爱狗人士的抗议活动，并不能让这个人接受人们所期望的惩罚。

所以我以养狗人的“立场”，试着找到一种能够超越法律存在、对他进行无论是社会性死亡还是生理性死亡的方法。

但这两种“立场”是完全冲突的：一个追求法律与程序正义的人，竟然也是一个希望绕过法律制裁他人的人——但在一个人身上有这两重身份是合理的吗？那如果是一个公共场合的表达者，同时站在两个“立场”表达观点，那言论会因为立场的对立而失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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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真正高雅地扣帽子，其实核心是找对对方此时此刻所在的“立场”——比如一个日本人将一个普通的犯罪行为归咎为日本社会对外来移民的接纳问题，那他的“立场”是站在了一个“独立日本”的立场，给这个“立场”扣帽子的方法，就得上升到同样的高度——即种族歧视。

但如果对方就站在“种族歧视”的立场呢？谜题即在谜面——这本就是解除被扣帽子的根本办法——你说的都对，然后呢？

扣帽子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你可以很轻松地利用“立场”让更多人加入到扣帽子的行为之中。所以我才认为，意识到自己是否在扣帽子、以及是否被扣帽子，是更重要的事情；利用“帽子”其实就是对对方的反向操控，亦或是破解被扣帽子的境遇。

当然，方法论还是要给到大家：

• 阳谋式的扣帽子：点名对方的“立场”，并扣上帽子；
  • 例如：我能理解你，你会写代码，所以你很难接受 AI 也能帮别人写代码。
• 阴谋式的扣帽子：在“立场”层面进行稻草人攻击；
  • 例如：你是不是见不得我说中国科技遥遥领先啊，你到底什么居心啊？
• 利用他人的无意识式扣帽子：模拟他人因“立场”而导致的认知偏误，从而设计“帽子”；
  • 例如：因为仇富而认为富人素质低下→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肯定也是因为他经常开车炸街。
• 避免自己被他人利用无意识扣帽子：我为什么赞同这个观点，这个观点的推导逻辑是什么？
  • 例如：我看到他被攻击，觉得大家说的很对，是不是因为其实我是希望他被攻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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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全国卷）下列哪些是提升电动车品牌效应的方法：

A、通过分析起火/爆炸事故数据，改进电池安全；

B、利用事故中变形区域的数据，优化溃缩吸能结构的设计；

C、推广车祸自救、他救行为；

D、发生车祸后，立即遮挡电动车前后车标；

E、优化自动驾驶系统，确保系统日志中车祸前三秒将控制权交还驾驶员；

F、正确积极引导车祸后网络舆情走向；

G、制造新型材料，确保能在电池起火后烧毁所有零部件；

H、拒绝非行业认可机构对电动车进行相关数据测试；

I、通过法务部要求用户删除有关产品质量的负面消息，联合平台删除有损品牌形象的相关账号；

J、断开卡车车头锁止后进行媒体式「碰撞测试」；

K、利用大字宣传、小字规避《广告法》的方式进行媒体公关；

L、维修时及时删除事故发生前后行车记录仪、系统日志等数据；

M、建议用户使用国产手机配置车辆控制权，指出 iOS 系统存在系统漏洞、越权控制等系统问题；

N、为用户提供安全气囊个性化颜色定制功能；

O、联合六部打击品牌方认定的网络黑公关；

P、200 公里/小时瞬间刹停功能必须当车到达 200 公里/小时才能启动，若成功启动该功能则举报驾驶员严重超速；

Q、指出驾驶员饮酒/醉酒驾驶，从而转移车辆设计责任；

R、企业老板个人言论、观点、承诺不代表企业宣传文案；

S、面对公众对 A 产品质量的质疑，通过证明 B 产品质量以自证清白；

T、通过搭建吸音墙、轮胎悬空、原地120公里/小时、避免路噪风噪的方式进行汽车行驶中的汽车静谧性测试；

U、通过 OTA 远程升级，限制电池充电上限、对外宣称“系统优化”，以此减少质保期内换电池的巨额成本；

V、 医学普及因空调蒸发箱老化脱落后，从空调出风口喷出的铝粉，在人吸入后可以治疗胃病；

W、发明“电池结构弃保区”，即工程师在确保绝对安全后，故意放弃的温控区域；

X、颁布《网络测评活动规范》，禁止通过拉踩、对比等方式损坏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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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标题里的“扣帽子”，指的就是那个常见的人身攻击手段：通过贴标签的方式，使他人对被贴标签对象产生“先入为主”的负面认知与不良的刻板印象。

我询问了几个朋友，想搞清楚在他们眼里我是不是个喜欢给别人“扣帽子”的人，结果一半一半：有人觉得我提供的是推论的过程，是用来检查自己的；但也有人觉得我说话够损够毒，所以听上去就是在给别人“扣帽子”。但显然这是一个巨大的“自证”工程，所以别人认为什么我都直接认罪，不过明显是被对方扣帽子时，我会稍微搞搞脑子，把对方也拖入自证陷阱。

比如之前有人仿造这个博客的设计，还跑到博客来叫嚣。我找上门时，对方的论点是：你怎么证明给你留言的人是我本人？并以他的一个公告为准，来抗辩其他人的质疑。面对这种人，我会先“扣帽子”将它降维到抄袭赛道，然后再扒拉两下。

我承认我是故意的，直接利用“扣帽子”的行为作为阳谋：即我明确告诉你我就是在扣帽子，那么现在我们必须同时回到平等（或降维/升维）的空间，来彼此证明谁才是真正的抄袭者。

当然，对方到最后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所以索然无味之后我就彻底无视对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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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再说另一种情况，将“扣帽子”作为阴谋。

所谓的阴谋，就是隐藏“扣帽子”的目的，但将“扣帽子”作为手段。互联网上的争论，往往是采用先预设结论、再反向寻找证据的方式，将“帽子”扣得实实在在服服帖帖。

举个例子，重庆这两天“山姆打包哥”的事情算是落下了帷幕，但中间经历了好几次因为乌合之众的群体认知偏差导致的谣言进化：

• 一开始，“山姆打包哥”因为虐狗事件被公之于众后，爱狗人士参与到对他的讨伐之中，采用围堵、集会、抗议等方式，希望通过道德层面的扩大让事态被官方重视；
• 但因为爱狗人士的行为本身也触及了法律，所以遭到了警察的执法，于是出现了新的谣言：
  • 预设结论：“山姆打包哥”有背景；
  • 反向证据：警察暴力执法，殴打请愿的民众；
• 接着官方介入后，“山姆打包哥”最后被处以 15 日行政拘留，再次出现新的谣言：
  • 预设结论：“山姆打包哥”背后有保护伞；
  • 反向证据：他只是获得了不留案底的行政拘留；
• 再后来，有人对这个处理结果不满，便继续希望通过集会、抗议的方式要求官方重视，并将动保立法提上议程，再次出现新的谣言：
  • 预设结论：这些抗议者受到境外势力的支持；
  • 反向证据：这件事不是已经有结果了吗，为什么还要闹；

所以，终归人类的敌人还是人类。人类的猜忌就足以让社会出现动乱与分歧，根本不需要那个所谓的“敌人”。将“扣帽子”作为阴谋，能够更快地设定“立场”，从而论证其他观点均是“错误的”。只要“立场”站对，所谓的“辩证法”导向的结果必定是“赢”。我相信这几年大家对于这类“辩证法”已经见怪不怪，甚至已经能够猜到这一次又怎么“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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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谋和阴谋以外，我会引入第三种情况，也是我认为最“危险”的——无意识地扣帽子。

前段时间，看到博客圈有人因为“同行是冤家”的事儿吵了起来，大致是一个开发博客聚合页的博主，在向另一个博客聚合页提交博客时，自己和女友的博客相继被拒绝。于是引发了一场关于博客聚合页之间的排他性讨论。

当初我看到他们发表的相关的文章，都在一开始设定了一个前提：因为我们是同行，所以被拒绝是有因可循的。于是，后面展开的讨论，也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

直到我也被那个博客聚合页“拉黑”，于是我给对方发了一个邮件——我的出发点是我很好奇“为什么”，对方回应说是因为引入了 AI 判定机制，导致大量已经通过的博客被拉黑，这件事才告一段落。那至于是不是真的“同行是冤家”，这到最后又变成了一个被扣帽子的自证陷阱。

当然，我不是在“扣帽子”同行之间在无意识地扣帽子，而是我在发现自己拉黑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在各种推测“为什么”，这里面有太多“疑邻窃斧”式的有因可循——直到我主动联系对方，才发现这中间所有的猜疑都是毫无意义的。ⓘ

前段时间，我和一个朋友在聊简中博客圈，她说有好几个人的博客看不下去，问及原因，她说是觉得“不真诚”。但这个不真诚又是一个毫无标准的存在，所以我们开始讨论认为不真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比如她觉得有人三句不离自己懂写代码，但又不愿意承认这个时代 AI 正在替代写代码的工作，所以就转而攻击 AI。

于是我们拆解了一下这个评价：哪些是她认为的，哪些是对方的客观事实。

• 三句不离自己懂写代码；
• 不承认 AI 正在替代写代码的工作；
• 所以转而攻击 AI；

结果这三件事都是她的主观评价，进而给出了一套完整的“扣帽子”的过程，即：

• 先给当事人一个标签，再用标签解释其行为；
• 标签替代论证过程；
• 然后得出通过标签得出倒果为因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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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识的可怕，在于当事人在无意识地完成一次归因后，会将这种归因作为程序的一部分，从而放弃进一步独立思考的部分。

为了避免“扣帽子”，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我小时候暑假会被送去妹妹家，妹妹家境优渥，而且跟她一起玩的邻居，也都是家境优渥的富家子弟，家长之间因为互相内卷，所以这些孩子也都会上钢琴课。我们在一起玩时，因为我是那个“外来者”以及“贫穷者”，所以我会被献祭出来作为他们取悦的玩伴。为了合群，我只能接受被霸凌。渐渐地，我在脑子里形成了一个认知闭环：这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会通过取悦弱者获得快乐。

然后这个认知闭环因为“扣帽子”，会变得越来越简短和高效——会弹钢琴的人，我都要远离。

也就是说，我将一开始的“扣帽子”和关系到我自己生存的情形给联系起来，而变成了一个极其简短、但非常高效的结论，以保护自己。这种无意识地扣帽子持续到我高中，到那个时候我还是会本能地厌恶会弹钢琴的人，直到我意识到这一层无意识存在，这种心理和行为才被正视，并被渐渐化解。

我觉得无意识真正可怕的部分，在于这套系统“太稳定”了，而且迭代升级强化的是更加简短的认知路径，让每一次观察都成为新的补充证据。就比如，如果我当初没有有意识地去拆解自己对会弹钢琴之人的扣帽子，我这套认知模型到现在应该会运作到我会仇视这类人，并认为这类人只会弹钢琴而没有脑子，以便区隔我与这类人，从而证明自己是“对”的。

今天先解决扣帽子的接种方式，因为无法意识到自己正在扣帽子，那就谈不上如何“高雅地扣帽子”。

阳谋最大的弱点是人人都知道它是帽子；阴谋最大的弱点是总有人会拆穿它是帽子；无意识最大的危险在于，扣帽子的人误认为自己扣的帽子是所谓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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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那个吐槽别人创作不真诚的朋友问我：意识到自己正在给别人扣帽子，那要怎么解决这种厌恶感呢？

问题在于你都厌恶了，干嘛要逼着自己喜欢呢？

意识到自己不喜欢，虽然不比无意识的不喜欢高级到哪里去，但至少你知道以后会因为什么不喜欢，也可以选择无视对方，避免自己产生更多的厌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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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高考结束，目睹了很多“小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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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高考结束的那天，我在车库遇到一对母子，大概是妈妈从县城接回了高考结束的孩子。两人正在车库卸下行李，妈妈执意要让儿子手捧着放在后排座的花回家。

儿子抱怨：“还要拿回去吗？我不喜欢这种仪式感。”

妈妈抱怨：“你才高考完就翅膀硬了？我为你感到开心也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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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鸟笼一起被抛上天空的鸟也算获得了自由

目睹了一场极其窒息的对话。

妈妈：“你今晚又要出去玩吗？”

女儿：“我跟同学约好了的。”

妈妈：“你才高考完就放飞自我？”

女儿：“我等高考完这么久了，我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不行吗？”

妈妈：“你什么态度，你准备高考，我每天也伺候着你，我有休息过吗？”

女儿：“你现在去休息啊，你管我那么多做什么？”

妈妈：“你懂事点，我哪有那么多要操心的。”

女儿：“我现在高考完了，我怎么不能享受自由。”

妈妈：“高考只是起点，你还有大学你还要考研还要结婚生子，你知道什么叫自由吗？”

女儿：“我现在不想跟你吵，是你说的我高考完了可以休息一阵。”

妈妈：“我让你休息，没让你不听我的话。”

女儿：“我怎么不听你话了，我早就给你说了高考完我要和同学聚会。”

妈妈：“你现在就是在顶嘴。”

女儿：* 沉默 *

妈妈：“你不要跟我赌气，你高考完了，是自由了，我还要继续照顾你担心你，你怎么不想想妈妈也不容易。”

女儿：“我就是想休息一下。”

妈妈：“那我就不想休息吗？”

然后我没有听下去，因为那个妈的焦虑和控制欲让我开始出现了生理性的恶心。但愿这个小女孩能考到异地去，永远不要回这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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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价交换

电梯里遇到一对父子，儿子想去旅游，但爸爸执意要在分数公布以后才考虑。

儿子：“其他同学都是这段时间出去旅游。”

爸爸：“你是知道自己考得不好想先玩吗？”

然后儿子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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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斩后奏

阿姨甲：“你儿子今年考的？”

阿姨乙：“是，我已经让他滚出去耍了，莫天天在家烦我。”

阿姨甲：“那考得可以哦。”

阿姨乙：“不好现在也没办法了，先让他耍算了，分出来估计他爸也不准他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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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鑫买了套新衣服，说是时下最流行的款式。

但渐渐这种款式开始烂大街，山寨品也仿造得越来越像，几乎分不清楚谁才是正品。于是有很多买了正品的人，开始故意不摘标签，以证真伪。小鑫有些后悔。自己买的衣服拿到当天就摘了标签，饶有兴致打扮一番，就着急穿去了公司。

小鑫的公司，也有好些个人买了同样款式的衣服，但他坚信别人买的都是山寨货，只有自己的才是正品。品牌方见自己的设计火了，又立刻升级了一个版本，同样的款式，但是加入了特殊的反光材质，一旦被灯光照射，就可以立马分辨出正品和山寨货。

渐渐的，越来越多人开始有了可以反光得衣服，小鑫因为买的是旧款，气得把衣服扔进了垃圾桶，发誓自己再也不买这个品牌的衣服。

两年后，这个款式的衣服彻底销声匿迹。有一天，一个同事穿着这套衣服出现在办公室，他刚想嘲笑对方穿这种当初烂大街的衣服，一个女同事就朝着那个同事殷献道：“天呐，你这是当时那件衣服的初版吗？没反光的那个？”

“对啊，这件衣服现在旧版很好看，不仅穿着舒服，衣服磨损之后更有设计感。”

“真的耶，好帅啊，你衣品好棒啊！”

小鑫看了眼脚边的垃圾桶，好像想起了什么。他掏出手机搜索这款衣服，看到了“Classic Vintage Collection”的经典款，售价已经是当初市场价的 5 倍，小鑫轻蔑地嘲笑了一句：“你看，这牌子又出来收割你们这些韭菜了。”

同事笑道：“过几天淘宝就有啦，那个更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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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重庆发生了一件事，大致是一个长期虐狗的人被曝光身份后，一些爱狗人士上门堵截对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引起警方的注意。结果事情自然而然就发展成了暴力机关和爱狗人士之间的冲突。而我预言的这个冲突再升级，就一定是爱狗人士与厌狗人士之间的道德冲突。

我也很难在这里说谁是“对”的，毕竟我自己也养狗，所以这已经决定了我的“立场”。当然，我同样也觉得这些闹事的人到现在反倒成了“瑕疵”者，他们堵截、集会、通过所谓伸张正义的方式让暴力机关介入其中，就必然引发脱离原本核心矛盾的社会事件。ⓘ

归根结底，因为没有任何关于动物保护的法律，所以这个虐狗者的行为本身很难被界定为“违法”，通过法律手段并不能真正制裁他。反倒是这些爱狗人士在用违法行为，以道德制裁的方式，希望事情的影响力被扩大。

我并不是站在理中客的角度，而仅仅是以法律的视角，来解释这件事“必然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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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中国人认为法律是用来“复仇”的。

举个例子，前几天我看到两个人在小区争吵，起因是其中一个人开车擦刮了另一辆违章停放的汽车。擦刮司机下车气急败坏地踢断了被擦刮车的后视镜，而车主取完快递刚好目睹这一幕，两人差点动手。警察来后，擦刮司机满脸写着胜算，要求警察处罚乱停放的车主。但警察最终裁定的是双方都有责任，因为擦刮司机做出了故意损坏的行为。

擦刮司机开始怒火中烧，认为警察乱裁定：明明是对方违法在先，自己踢断后视镜的行为也是因为对方乱停放导致的后果；后来他又开始提高音量为自己证明，说是因为对方的后视镜导致自己开不过去，只能损坏；后来又变成了自己要急着去医院看病，对方堵在这里是耽误自己的病情……随着他的音调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开始无能狂怒，最后还扬言要举报警察……

我相信有人会觉得他的行为是有理的，因为确实是对方违法在先。那么，这个违法的行为能覆盖后面的行为，特别是同样违法的、报复对方的行为吗？

这就要回到“法律”的功能，分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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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古代法律确实是为“复仇”设计的。

例如“血亲复仇制度”，在古代阿拉伯和中国都有类似的制度，即某个氏族内部成员受到其他氏族的侵害时，将被认为是对这个氏族全体成员的伤害。《礼记·曲礼》则直接允许“复仇”，即家族成员因亲属受害，则可以对加害方家族展开报复的行为。又如《希伯来圣经》所记载的，为防范犯罪，当一个人造成另一个人损失时，也应该承受相应的损失——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这样的“复仇”逻辑里，包含四个要素：

• 他做了坏事（特别是道德错误）；
• 我希望他受到惩罚；
• 法律认可并允许我的道德判断；
• 法律应该替我惩罚他；
  • 甚至允许我获得惩罚者身份；

法律用来复仇，更多的是弥补道德层面的“亏损”。就像是休书会同时用道德制裁的方式，将一个女性彻底视为“荡妇”一样，用这种断送其人格与终身名誉的方式，来弥补男性在婚姻中的道德损失，特别是尊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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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代法治却在“复仇”这件事上进行了反逻辑的优化。

法律到底是用来做什么的？它或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尚，它其实就是统治者用于统治与维护的工具之一。

• 维护社会秩序；
• 解决冲突；
• 限制权力与暴力ⓘ；
  • 私权利：法无禁止即允许；
  • 公权力：法无允许即禁止；

也就是说，现代法律是在追求我比较追捧的“程序正义”。就拿刚才的例子，对方的车占道违停，我擦刮了，我需要做的是及时报警，保留现场的证据，而不是采用极端方式去报复对方；否则我也涉嫌违法，而我的违法与对方的违法行为是两回事，需要两个不同的法律依据来进行评价和约束。

为什么要这样设定？是因为古代法律会形成一种死循环——即私人拥有复仇的权利后，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法律被赋予复仇的权力，那么整个社会就会陷入“复仇递归”的闹剧之中。这个时候，法律干预人们的私权力，并保证人们的正义可以得到伸张——但前提是得有明文法规禁止某些行为（例如刑法）——因为对私权利而言，法无禁止即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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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了一圈，你应该就发现断层发生在了哪里：当私权利也被法律约束时，那么法律是不是应该帮我完成原本可以通过私权利进行“复仇”的部分——所以法律被很多人视为了“复仇工具”。

一旦法律被视为“复仇工具”，随即引发了更复杂的社会性问题：

• 判断边界的模糊。即有人认为“谁弱谁有理”就是依据，而警察的执法是按照法律法规；
• 法律到底是在稳定社会还是情绪？情绪上头，法律为什么不能第一时间安抚我，而是非要跟我讲道理？
• 既然法律不能帮我解决，那我就把事情在道德层面闹大。就像我最开始提到的那些爱狗人士，跑到虐狗者小区通过堵截、静坐、集会的方式将事态扩大。

当法律作为复仇工具时，它也必然会在这三个环节彻底失效，最终变成私权力被滥用的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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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这个公共事件里，我看到很多人在抱怨“法律让人失望”，我觉得并不是法律太“无用”，而是它本不应该承担一个人所期望它承担的功能，即复仇。法律收拢了人们的复仇行为，但并不能磨平复仇的欲望。既然道德无法惩罚它，那法律是不是应该帮助我们惩罚？

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更为核心的话题：法律和道德的层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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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内容都是提前码好的字，只是偶尔“回到当下”。今天又是在咖啡厅码字的一天，此时此刻，在我的对面坐着这样一对好姐妹，正在眉飞色舞地聊另一个人的坏话。

我之所以笃定她们正在聊别人的坏话，是因为她们正拿着手机在逐字逐句地分析另一个人的朋友圈，结论多以“这个 P 得也太过分了”、“这个餐厅她吃得来吗”、“这个自拍和她内容有什么关系吗”、“她的朋友圈都不知道加了些什么人，一天到晚就要拍这种暴露的”……

我因为压低帽檐，并不想看清她们的模样，但仅凭她们聊天的内容，我开始在脑子里勾画我对她们的“刻板印象”。最终我抬头确认了她俩的样子，跟我想象的差不多，甚至连佩戴的饰品我都精准地猜到。

这大概是我从小到大的能力——反向利用晕轮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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晕轮效应（Halo effect），是指人们对他人的认知首先根据初步印象，然后再从这个印象推论出认知对象的其他特质。也就是人们对人的认知和判断往往只从局部出发，扩散而得出整体印象，即常常以既定印象概全。ⓘ

我从小几乎没有吃到过多少“外貌红利”，因为长相普通，所以只能靠其他的“晕轮”来提供优势——结果就算是聪明，也是因为“懂事”这个点被晕染出来的。

他从小就是那么懂事的孩子，肯定也很聪明——这是很多长辈对我的评价之一。现在想想，这句话不无道理——因为懂事需要学会察言观色，而这种能够在人群里活下去的方法，或许也是一种“聪明”罢了。

当然，小时候为了维护“聪明”的评价，就必须要维系“懂事”的人设，于是我在家里和学校是完全两个人，也是直到初中才被班主任揭穿，让我爸妈震惊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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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跟一个从小吃尽“外貌红利”的朋友聊天，他从小到大闯过的祸，都可以莫名其妙地成了别人的责任，而他听到最多的一句话竟然是“你是个好孩子，以后不要跟他们玩了”，但殊不知这些祸事都是他带头的。

我问他，他在进入职场之后还在保持这种红利吗？他说这种红利变成了“女同事会主动帮他分担责任”，所以他就利用这种红利，甚至在没有出卖肉体的情况下一步步晋升。然后我提出了一个灵魂拷问：你是不是到现在还没有谈过超过一年的恋爱？

他问我怎么知道。我说这就是“外貌红利”的负面效果——你的长相会让人本能地觉得你恋爱经验丰富，而这种刻板偏见几乎从一开始就被深刻地刻在他的外貌之下，无论他尝试做出怎样的改变，对那些刻板偏见而言都是“虚伪”。

因为人们只会相信他们笃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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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反向利用的部分：我在遛狗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生人勿近的模样，甚至有的时候胡子拉碴、戴个帽子，像刚出狱的杀人犯；我也几乎很少跟其他养狗人互动，特别是那些不牵绳的狗主人，我对他们的狗会露出极其鄙夷、从帽檐平行而出的目光。

既然我已经被这样刻板偏见地认定，我就更容易为自己划分“绝对领域”。有时候他们在电梯里遇到我，就算我没有牵狗，他们也会在电梯的对角线躲避我。

但正是因为这种遛狗人的形象，我反而主动撸狗、与狗主人互动时，对方会非常喜欢跟我聊天。他们有时候也会发出那个灵魂拷问：我还以为你是个不好惹的人。

利用晕轮效应的好处，就在于当你做出与他人刻板偏见相违背的行为时，他们会加倍地认同他们所认同的部分——即我以为“你不好惹”，但没想到“你这么友善”。

这个时候就引发了一个疑问：这两种角色，到底哪一种是“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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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他人因晕轮效应而笃定的部分，我并不打算通过自证来修改别人笃定的部分，而是反向利用这些部分，从而建立一个与他们笃定部分相违背的角色，让他们自行决定：是相信他们的笃定，还是重新构建对对一个人更为丰满的认识？

比如我刚才就在用一段极其枯燥、说教意味的方式进行结论，这符合我作为“莫比乌斯”时的一贯人设，也会有人更加笃定“他就是这样的人”。那这个人设到底是我塑造的，还是人们只是因为晕轮效应，而为对方构建了一个所谓的“人设”？

这个时候，又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疑问：如果“晕轮”的部分，是被认为制造出来的呢？

这才是最可怕的自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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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别人对你产生刻板印象时，你是在反抗这个印象，还是在利用这个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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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咖啡厅码字的当下，突然闻到了一股非常熟悉的香水味。我抬起头，发现是一个中年男性坐在了我的对面。

当下，我在努力地从我的脑子里搜索这款熟悉香水的名字，但嗅体和海马回之间突然覆盖了一层让人极其窒息的薄膜，它在大脑里摩擦出令人烦躁的噪音，让原本单纯的信息变成了熵增的噪点。就像是在临睡前突然想起了一张人脸，它非常清晰，但接下来的时间都会因为回想它到底是谁，而最终不得不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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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7 | 在森林的深处去偷欢

前几天在酒馆码字，身后有一男一女，显然不是第一次见面，当然也不是我们所常识的情侣关系。

男人卖力的自夸和许诺让女人神魂颠倒，而女人吃力的沉迷和相信宠溺着男人的一举一动，在这座巨大的水泥城市的一隅，这两个难得在彼此都空闲的周末逃离规则来到这里，疯狂的释怀、接吻、抚揉对方身体每一个他们所熟悉或还未探索到的肉欲，不需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在这浮躁的森林，他们才是爱的代表，无论道德无论正义，爱不需要被这些人类附加的桎梏束缚。

码字的空隙我也喜欢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们那阵阵耳根互磨的亲昵声音反复从耳机里面挤进了我的思维里，两个为了今天好好打扮一番所喷的香水从我的鼻腔挤入，让我的思维变得黏稠——仿佛那个男人身体里面蠢蠢欲动的体液。两股纠缠在一起的香水味道，或许是彼此送给对方的秘密礼物，只有当这两种味道交媾在一起的时候，就代表着这是爱情萌发的仪式，仿佛两条蛇的纠缠，延伸在尾端最后一粒细胞上面，让人不得不去感受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用尽最后的软弱力气和欲望去控制着肉体的重叠和覆盖。

这两个人在违背道德吗？或许是吧，因为对于他们所伤害的还在秩序里面的人而言，他们违背着道德所约定的义务，但是男人的浮躁和女人的暧昧原本就不是错误的事情，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秩序，但是却必然会抛弃其他的责任和约束。

男人几度打算离开，或许工作上还有事情，因为毕竟他花了大把的时间用来炫耀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但是女人都苦苦地挽留，她把自己裹在风衣里面，依偎在男人的旁边，任凭男人的手掌在她胸前游历，时间和爱欲被揉搓成蓬松的固体，等着身体微微上升的体温烘焙着，那是一具等待出炉的盛宴，每一个角落都藏着一个舒痒的回应，入口即化。1小时……2小时……时间永远地停留于此多好，这是一场盛宴，在还没有品尝到最后的时候就必须被迫宣告结束，

等到我回过神从自己的写作里面逃亡而归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了，恋恋不舍的情绪甚至是感染到了我，他们会去下一场，维系刚才的秩序还是回到原本的秩序里面，偷欢的乐趣不就于此吗？

去吧，在森林的深处偷欢，那里有世界上最可口的禁果，是夏娃还未来得及摘下的欲望，上面缠绕着两条交媾的蛇，将所有的欲望都延展至身体的最尖端。

背叛又如何，毁灭又如何，在最后一刻，沦丧成可悲的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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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我已经找不回 10 年前的写作感觉了。比如《在森林的深处去偷欢》是在 2016 年每日写作时，在一个 CBD 的最底层的，像是某种地癣生态系统的小酒馆写的内容，充满了大量的非理性、无逻辑、意识流、和感官层面的体验。

它绝不是我在闻到了一款香水时，去努力思考“我在哪里闻到过它”，而是这些香水味道，来自于两个在周末的下午偷情之人的扭曲与纠缠。

但问题也在这里，那些非理性的文字又有非常强烈的“无意义感”，所以随着年纪的增加，这些无意义感才会被越来越多的“为什么”给解释，将无意义像拆掉商品的薄膜一样，露出原本真实的部分。就像此时此刻，我想起了刚才那股香水的味道，它来自于另一段被蒙上了薄膜的故事——那是前任送给我的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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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世界最大的“好处”，是在对抗世界本身的“无意义感”。就像我在小酒馆记录的那对男女的一颦一笑，我将自己代入其中，然后填充了每天都在坚持三篇文章的“虚无感”。

但这就会导致一个人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原本在无意义地观察世界，滑到了极尽可能地解释世界。哪怕世界从未发生过改变，一个人也会因为这种改变，突然觉得世界充满了陌生与失控感。

世界本无意义，但人们总妄图用自己的方式去解释它，直到人与人之间产生了观念上的冲突，有了坚持上的对与错。

此时此刻，那股香水的味道开始出现了声音，是它被摔在地上时发出的刺耳的令人不悦的人工合成的工业味道，和争吵的突然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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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真的每件事都需要解释“为什么”吗？

“香水要带走吗。”

“不了，你送的你自己拿回去吧。”

“啪——哗啦——”

那股味道在此时此刻融化了海马回包裹着的薄膜，我想起来了，那个香水最后是因为我手滑，从打包好的纸箱里掉了出去。

“现在好了，整个房间都是你的香水味了。”

“不，那是你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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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要到芒种了，我想提前祝福你，我怕你举报我；我怕晚点祝福你，祝福又会迟到，所以我今年先不挑日子，在这里祝你芒种安康。”

“今天什么日子？”

“我不知道，我去年是提前两天祝福你，你不喜欢；再前年提前一天祝福你，你又觉得我居心叵测。”

“那你今年想什么时候祝福我？”

“不知道，我还没有定时发布呢。”

“你考虑这么多？那我觉得我有必要举报你了。”

“又来了……”

“我就是要举报你！我就是要举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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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去吃了顿自助餐，吃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吃的时候，我又看到了“坏世界”的一个角落。

等开餐时，我背着我的电脑包坐在等客区。被另一个等待开餐的年轻男性上下打量了一番，他立刻对自己的女伴交头接耳，女伴也对我上下打量了一番。我当下确实偷偷摸摸检查了一下自己的裤子拉链是不是忘关了。当然，这个小插曲是我在最后才被“解开困惑”的。

因为吃的是中午场，所以并没有太多人，于是我们就被分配到了靠窗的角落，又刚好可以透过落地窗的反射看到另一桌的人。那一桌显然是“常吃”这间海鲜自助的人，他第一件事就是直接用手将成列甜虾的柜台上的甜虾悉数抓进自己的餐盘里，工作人员补多少，他就会抓多少。

于是我们就这样相安无事地吃了一个小时。直到我听到隔壁桌传出了撕保鲜口袋的声音。我竖起耳朵，对老婆说：“隔壁桌要开始打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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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餐这种东西，我几乎不可能吃回本，就算我为了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一直拿取新鲜龙虾不停蒸不停吃，但这样的成本也远不可能超过自助餐的实际费用。

并且龙虾柜台几乎是整个自助餐“摩擦成本”最高的区域，需要等待工作人员切分龙虾、分装、拿取的盘子也非常难堆叠ⓘ、以及龙虾需要有蒸煮的时间，这么多的摩擦成本，并不是食客的首选。

于是后半段时间里，我在不停拿取龙虾，而隔壁桌开始只拿甜虾和牛肉。

当他们开始从背包里抽出食品口袋时，我发现他们正在熟练地打包食物，甚至临走前，还将自己桌上的湿巾也悉数带走，桌上的不够还去了工作人员的工作台拿取了厚厚一叠湿巾。

我突然理解了那个“书包”的意义，以及我最开始在放下我的书包时，被那两个人上下打量的模样。很难说这两件事没有联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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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隔壁打包了各种虾和煮熟的牛肉，都塞进了背包里。当然，我相信就算这样，自助餐也并不会因此亏损，这本身也是被算在“摩擦成本”之中。

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我觉得自助餐打包的行为确实很违背原本约定的程序正义；但如果就像前段时间我在《人的贪婪，始于被给得太多？》里聊到的，自助餐的规则本身也有可能已经计算好了这部分的“成本”，才故意立下了“禁止浪费”和“禁止打包”的约定，但事实上，人们是否在这样做，以及是否每个人都这样做，也在自助餐餐厅的成本控制之内——即预判了消费者的预判。

如果，我真的被当成了“背书包来吃自助餐就是为了打包的人”呢？

看上去，整件事里唯一的“受害者”应该是我这个背书包的人，且我还没有因此打包餐食。前者是我被外部评价为“连吃带拿”的人；后者是我并没有因此获得相应的利益，甚至这种利益在一些人看来更像是“既得利益”，即老子都被误会了，我竟然没有多拿一点。

在当下我也开玩笑说了句：反正都被误会了，好像不拿一点就真的有点“吃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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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看了个新闻，一个阿姨跟着孩子去泰国旅行，在回国前，女儿一个劲地警告妈妈不要随身带走任何东西，不要舍不得那些酒店免费提供的东西。结果阿姨还是忍不住，带了几瓶“反正都付钱路上可以喝”的饮料，结果她在海关被扣下来，因为饮料含有大麻素成分。

这件事很适合作为“机会教育”的材料，但这种教育会引发另一种“再教育”：我只要不拿饮料就行了，其他的东西我该拿还是得拿。

很多人觉得这种事情的根本，是因为中国人贪小便宜，但我渐渐发现比起贪便宜，其实最本质的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某种教育，导致我们更恐惧的是“损失”——即损失厌恶。

你现在回想一下，当你考试成绩被下发时，你被逼着思考的到底是“这一次哪里做得好”？还是“你这里本应该做得更好”？

我相信大部分中国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是——你这里不应该被扣分的。长期以往，这种教育导致的必然是“损失厌恶”，对损失的部分更加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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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自助餐的“损失”，在于我已经花了这么多钱，应该吃回本，却忽略了我只能吃下这么多。所以连吃带拿，就成了挽回成本最好的方式。

推而广之，当一个人对损失的部分格外敏感时，人与人的交际也变成了一场关于付出的游戏，拥有再多，也不及失去的一分一毫。

比起“这个人背书包来吃自助，肯定是为了打包”更可怕的，是：

“早知道我也背个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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