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在网上看到见趣事，但说起来又挺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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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是一个学生在学校没有拿到当天的作业试卷，在回家的路上，他想让自己的妈妈联系老师索要试卷的电子版。家长随后用微信联系了老师，家长的语音原话是：

赖老师，（自己孩子）刚说，那个白天在学校发的卷子他没有，到他那儿就没有了，然后让您给发个电子版。

学生家长

这句话的成分并不复杂，发生了什么 + 解决方案——至于语气是不是好的，这里先按下不表。

由于家长的沟通时间已经是晚上的 7 点以后，已经不属于老师工作的时间（且老师在后来的表述中，也提到自己正在散步），那么这里存在第一个“矛盾点”：下班后的老师是否还有义务处理学生以及学生家长的要求？

接着，老师语音回应到：

嚯，让老师给发个电子版，一点不客气，挺大派头呢。我没有电子版，让他管同学拍照片，然后自己拿照片复印吧。

赖老师

其实从这一句回应开始，老师已经略带情绪，也顺势将对方的行为框定在了“一点不客气”、“挺大派头”的评价系统之中，瞬间进行双方的身份对立。于是原本应该围绕在“发生了什么 + 解决方案”的事件，变成了“拒绝提供解决方案 + 定义对方行为”。

家长继续回复：

老师，我没明白您的意思，孩子一上车就是说：妈妈我今天我们学校发卷子了，到我那儿就没有了。我说你为什么不找老师呢，然后他说老师走了，然后他说妈妈你问问老师，让老师能不能给我发个电子版，我觉得这没有问题啊，老师。怎么就是派头呢，我也问他了，为什么没有卷子，他说是安排发到他那他就没有了。

学生家长

很显然，家长已经掉进了老师无意识的心理防御机制挖好的“自证陷阱”——所以家长能做的，是在当下“还原事实”。

双方的不同频已经发生，老师在表达情绪感受，而家长在试图用“事实”来构建一个理性分析的视角。所以再次强调，讲道理是不会对安抚情绪、感性沟通有任何帮助的！

后来两个人就完全不同频地开始发生争论：老师继续用身份切割的方式，将对方的行为定义为“你在把老师当做服务人员”；而家长则拒绝处理老师的情绪问题，试图引入第三方，也就是决定带着聊天记录去学校找领导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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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关于这个“赖老师”的事情，在社群里也变成了流量变现的工具。不少人开始整活，比如跪在地上给老师打电话、让自己的孩子出镜模拟给老师低声下气地道歉索要试卷。当然也有同情老师的，认为老师在下班之后应该有自己休息的自由，而不是随叫随到的服务人员。

就算你不看抖音，你大概也能猜到这群人在用怎样的嘴脸，拍摄同样台本、机位，浮夸演技的短视频。

“赖老师”就这样成为了一个众矢之的，揭开了家长与老师之间长期以来的矛盾与潜在对立。借题发挥的人，便把这件事上升到了“现在的老师越来越不负责”，与之相对的则是“现在的家长都是巨婴”等等。

这件事本身很难用对错做出裁决，因为从第一句回应开始，两人就已经不在一个频道上进行交流了：一个试图通过程序正义的方式寻求解决方案，而另一个则认为自己的情绪优先应该得到尊重。

于是，更有趣的部分发生了——一些自媒体开始质疑起老师的动机：老师大概率跟这个家长有过过节，所以在发试卷的时候故意没有发给这个孩子。接着，阴谋论的部分也出现了：老师应该是没有收到这位家长的好处，所以在班级里处处针对这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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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倒是在奉行鲁迅的那句：“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

前段时间，我在博客表达过自己是一个坚信“人性本恶”的人。就算我解释过，这种“恶”不是指坏，而是一种“动物本能”：

人性的恶不是因为“坏”，而是“动物”的部分，这是社会属性所无法驯化的部分：对资源的争夺、对性的渴望、对求生的欲望，它们最终导致的结果可能是“恶”的。

《写到哪儿算哪儿——动物直觉》

然而总有人咬死这个观点来攻击我，认为明明是我龌蹉，所以才会用这种方式看待别人。如果你足够细心，就会发现这其中的奥秘——攻击我的人，和那群“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中国人，包括“赖老师”，本质上是在用同一种底层逻辑去反击他人。

我先定义你，再给你设下一个自证陷阱：因为我预判你是最坏的，所以你需要自证道德清白；因为你是龌龊的，所以你没办法证明你的结论是正确的；你一点不客气，挺大派头，所以是你在把老师当作服务人员。

这种手段有一个听上去挺高级的学名：稻草人谬误。先定义你是谁，再迫使你证明自己不是。设定身份上的“自证陷阱”，正是把对方拖入某个无法通过自证摆脱的身份标签，从而以这个标签来扭曲对方的立场。

然而这群人也是“聪明”的，他们还会为这种场景设定一个兜底条款——“你看，他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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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不也是在用最坏的恶意推测中国人吗？

我必须承认，是的。因为我将“人性本恶”设定为一个标准时，我必须以功利主义的方式去评估我与陌生人之间存在多大的风险。比如我开车时不会与出租车、某些国产电动车在道路上发生“竞争”行为：前者是因为我认为他们的时间是直接用来换取报酬的，而后者是因为我无法预估自己是在跟怎样素质的人“斗气”。

这个时候有人不满了，难道这不是在贴标签吗？我再次强调，这是我在尽可能在无法预估风险的情况下，避免和他们发生矛盾，而不是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保不齐会有人往这个坑里跳——“你你你，你就是在说我！”

差别在于，你是否将这种对他人最坏的恶意，变成扭曲他人立场的结论。

• 我假设最坏情况 → 所以我选择规避风险：只影响自我行为
• 我假设最坏情况 → 所以你就是这样的人：作为评价系统，试图改变他人行为
• 当然这也是问题发生的根源，外界无法区分我是在内部假设，还是外部表达。我一旦选择进行解释，就必然进入自证陷阱。
  • 就如同赖老师认为家长试图寻求解决方案的行为，是在给自己下达命令。
• 综上：人不是在用恶意推测别人，而是在用恶意保护自己。

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应对他人将你视为稻草人进行攻击时，最好的应对策略就是所谓的“幸福者退让论”，即指家庭幸福、生活美满者在外部遇到挑衅、纠纷时，应主动选择退让，而非纠缠。

嚯～怎么感觉是在定义别人就是家庭不幸福、生活不美满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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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按下不表的那件事，你认为家长的语气有问题吗？

我始终觉得，无论有没有问题，语气是决定了对方是否愿意进入解决方案讨论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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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两天在创作者频道聊了聊这件事：出于工作原因，我最近看了太多“高密度概念、低程度论证”的玩意儿。

这类文章都有一个共通点：里面存在着大量的理论知识、抽象概念、“伟人”背书；从理论到结论中间缺失推导过程，却得出一个“伟人”也曾这样总结过的结论，以完成逻辑闭环。但问题在于，这些理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吗？我认为是普遍存在的，但这类文章并不在意向读者进行推导解释，而只是强塞一个结论，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

但不得不说，高密度概念的内容很唬人，会让人觉得“有用”。就像是一些命理大师，会把简单的事情说得足够复杂，才能体现出能力，以及让人“信服”。这样的“大师”只要遇到一个“学生思维”，一吃一个准：一个提供看不懂的复杂内容和大量背书的“专家内容”，一个认为看不懂的才是“值得学习”。

论据是“伟人说的”，结论也是“伟人说的”，那创作者到底是在做什么？只是搬运和汇总吗？一旦内容被质疑，就容易激发“搬运工”的强烈心理防御：你说的有依据吗？有出处吗？表达规范吗？你是伟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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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幻觉——我可以占有它

最近一个朋友和我闲扯，聊到了学生时代那些“不肯把笔记分享给同学”的“好学生”们，于是他用了一个看上去很有道理的结论：

越是智慧匮乏的人，越是占有知识，也越是忌讳分享。

这句话很显然是一个倒果为因的结论，用一个人不愿意分享，反推他占有知识，以及智慧匮乏。但这个结论之所以成立，也是因为极大程度地符合了人们的叙事结构——那些占有知识的人，其实也是一群心穷的匮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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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占有欲驱动之一：防御

然而，知识真的可以被占有吗？

我初中时和我爸因为一件事争论到他得动用父亲的身份来迫使我接受结论。他认为藏獒是最忠诚的犬类，但我认为藏獒的忠诚是一种愚忠，因为这是一种绝对、盲目的服从机制。“愚忠”并不是一个褒义词，这个词对他的结论而言，更像是一种挑战和否定，所以我们为此进行了争论。只是我们没有在一个标准上争论：我认为的愚忠，正是他认为忠诚的“绝对服从性”。

然而，藏獒到底是忠诚还是愚忠，如果标准改变，自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只是在那一刻，我爸为了证明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强行否定了我对于愚忠的定义，并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标准：“藏獒如果是愚忠的，他就不会保护主人了”。

这便是知识占有欲的第一层驱动：防御，以避免被否定，迫使他人接受知识输出的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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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占有欲驱动之二：支配

我在学生时代并不是个好学生，常常会“扰乱课堂秩序”，比如反问老师“为什么要学习政治”。小学政治老师不仅不回答我，还让我请家长，抱怨我的“态度有问题”。越是这样，我越是会希望老师向我解答知识以外的知识。

比如“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前面是自然规律我能理解，但为什么娘要嫁人就不能通过人为进行阻止了？以及为什么林彪的飞机失事后，毛主席会用这句话评价林彪质疑要叛逃的行为，难道是因为毛主席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叛逃失败的注定结局？然后我又被高中的政治老师教育了一顿：“你记住，就选‘事物发展遵循客观规律’这个答案就行了！”

所以我不喜欢政治这门课，因为我很难接受知识是按照某种强制性约定来进行教授与实践的，甚至不允许有任何一丁点的质疑。

这是知识占有欲的第二层驱动：支配，以建立优势地位，迫使他人接受知识的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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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占有欲驱动之三：节能

人们在面对客观世界时，会优先验证自己早已相信的部分。

《第一千篇》

我觉得人之所以拥有惯性思维，并不是错误的、也不是坏事，这是最大程度地保证人类不会被困死在理性的漩涡之中。事事考虑，包括本能的好恶也需要用理性作为桥接，必然会导致大量的内耗和痛苦。

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著作《思考，快与慢》里构建了一个名为“卡尼曼双系统”的模型，即人的大脑分为“直觉”与“理性”，其中直觉，即“快思考”，是快速的、平行的、自动化的、不耗费资源的、联结的、内隐的（无需反省）以及通常是情绪驱动的，它经常为习惯、经验、刻板印象所支配，因此很难控制或修正；而理性，即“慢思考”，是缓慢的、系列的、控制的、耗费资源的、不容易出错、存在意识控制。而每个人的认知任务存在差异，是将思维过程交由“快思考”还是“慢思考”。事实证明，人更喜欢使用直觉进行判断和决策，而这正是人类决策偏误产生的根源。

我并不完全赞同苏格拉底所谓的“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因为那会把人累死。但我很乐意对“总感觉不对”的部分进行充分审查，比如最开始提到的那句倒果为因的结论，以及我为什么觉得“高密度概念、低程度论证”存在即合理。

为了避免这种过度审查造成的麻烦，优先验证自己早已相信的部分，是为了更快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从而避免危险发生。就例如根本无法在当下预估精准距离的空间，在人车合一的快思考里，其实就是一种“感觉”；而如果过度思考，可能就要停下车，掏出卷尺去计算汽车到底能不能通过这个狭小空间。

这是知识占有欲的第三层驱动：节能，以避免过高成本的思考，快速通过直觉做出判断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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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占有欲驱动之四：他验

我以前在录制播客时聊过这件趣事。我很厌烦在作文里引经据典，难道只有前人说过的结论，才可以作为结论，不允许带有任何批判思考和否定吗？所以我故意在作文里杜撰了很多“伟大”的欧洲文学家，让他们说过这样那样的一句“名言”。最后这件事还是败露了，当我的作文要被作为高分作文进行宣读时，有好事的同学指出我所说的文学家根本不存在。

这件事本身会影响观察与结论吗？

我现在的结论是“会”，因为虚假权威要解决的不再是结论问题，而是内容创作本身的真伪性问题。引用的本质，是在降低读者的理解成本、提供可靠的锚定，以及建立语境与叙事结构。这是“引用系统”。但引用并不能直接解决“推理、论据、可验证性”这个步骤，因为这是另一套“验证系统”。一旦这两个系统被混淆在一起，就会让人误以为：只要引用得当，就意味着可以省去推理与可验证性的重要步骤。

就拿前几天的“丑人多作怪”来说，这句话并不是结论，是因为它存在一个前提：这个结论之所以成立，是因为这是每个人已经存在的心理标准。而反证的部分是：不如好好想想，那些被你归为“丑人多作怪”的人，你到底在讨厌他们什么——说不定最后你会发现，你其实讨厌的是某个样子的自己吧。

“丑人多作怪”是一个关于结论的“引用系统”，而我试着用案例、拆解内在标准，以及追问“为什么”，来构建一个“验证系统”。这可不是我引用了某一位“伟人”笃定的“丑人就是多作怪”，就可以作为验证标准的。

这是知识占有欲的第四层驱动：他验，以避免自我验证中可能发生的错误、无效和被攻击，将他人验证的结果视为与个体的身份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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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识别自己是否正在占有知识？

总结一下：

人之所以对知识拥有占有欲，大致可以从四种驱动进行思考：

• 防御，以避免被否定，迫使他人接受知识输出的权威性。
  • 我比你资深，所以你是错的。
  • 识别方式：当我的观点被反驳时，我是否转向攻击对方，而不是回应问题本身？
• 支配，以建立优势地位，迫使他人接受知识的真理性。
  • 我切割你的身份，所以你是错的。
  • 识别方式：当我与他人区分时，我是否在定义他人，而没有思考“你说的也成立”？
• 节能，以避免过高成本的思考，快速通过直觉做出判断与决策。
  • 我能更清楚地看待这个世界，所以你是错的。
  • 识别方式：当我觉得“哪里不对”时，我是否只停在感觉，而没有继续追问“为什么”？
• 他验，以避免自我验证中可能发生的错误、无效和被攻击，将他人验证的结果视为与个体的身份捆绑。
  • 你要否定我，先否定我引用的“伟人们”，否则你是错的。
  • 识别方式：我能用我的语言，重新总结伟人们在说什么吗？
• 运用与反证的部分，比如如何判断一篇文章是在思考，还是在占有知识？这部分留到下次再说。

时刻分析是否在“占有”知识，并不是一个对外的评价他人的系统，旨在评估自己，以避免陷入以下几种情况之中：

• 形成无法验证的“伪理解”式自嗨；
• 失去独立判断能力；
• 对他人的反驳容易产生情绪防御；
• 长期停留在“搬运工”的环节，从而切断感知应的链条；

知识，也是有幻觉率，不在于错误，而在于它让人误以为已经完成了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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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婆在客厅看《浪姐》，我在书房总是会分出一根线程去听“发生了什么”。

昨天那一期，淘汰的是当初《甄嬛传》里安陵容的饰演者陶昕然。于是，在昨晚之后，网络上出现了一种“集体感慨”——安陵容的扮演者陶昕然，就连在节目里的命运，也跟她在《甄嬛传》里的命运是一样的。

《甄嬛传》都二十年了，她还被困在角色里；而《浪姐》昨晚又因票数太低被淘汰，也像极了安小鸟的剧本：很努力，很用功练才艺，最后还是小鸟的命运。

我对综艺节目虽然没太大的兴趣，但对于这种“命运的共时性”尤为敏感。所谓的“共时性”，简单来说，就是在没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出现的事件之间看似有意义的关联。比如前几天发表的《第一千篇》，是我 2021 年就保存在草稿里的内容，只是我的博客刚好在我生日当天完成了第一千篇，于是这种巧合的“仪式感”会让人本能地去贴靠各种“巧合”的部分。

在我看来，共时性更像是一种人们的确认偏差所造成的“巧合堆砌”，就如同墨菲定律一样，越是害怕倒霉的事情，就越会关注倒霉发生时的那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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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第二天，我看到了很多关于陶昕然、《甄嬛传》与浪姐的切片剪辑。人们在评论区纷纷感慨人生如戏的部分，也在同情安陵容式的结局。我很认真地看完了这些切片，突然意识到另一个让人背脊发凉的事情。

人们到底在同情谁？是陶昕然？还是安陵容？

很早以前，我看过一个关于哈利·波特扮演者丹尼尔·雷德克利夫的采访。他表示自己的演艺生涯，最大的挑战并不是成功，而是摆脱哈利·波特这个角色。另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演员，《小丑》里小丑的扮演者希斯·莱杰，在一次采访里表示，自己对于这个角色的准备工作过度沉浸，从而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心理负担。

并不意外插曲部分：希斯·莱杰自杀后，公众媒体把目光转向了曾经与他拍过《断背山》的杰克·吉伦哈尔，认为他们会因为一部同志剧情片而产生剧本以外的“情感”，于是很多媒体都开始侧重描写杰克对于希斯离世的悲痛情感。

我以前看过一个国外话剧演员的采访，她提到了她对“角色”的理解：她不希望接到那种可以让大家记住的角色，一旦深入人心，命运也会跟着角色走。

乍一听，充满了玄学的意味。但如果从共时性的角度，一旦这个角色太过精彩、深入人心，角色剧本很容易被观众代入到演员身上。就像容嬷嬷的扮演者李明启老师在街上被人砸鸡蛋一样，她最入木三分、深入人心的角色，就算让你说，你大概也只能记得《还珠格格》里的容嬷嬷，和《水浒传》里的王婆。

回到那个“背脊发凉”的问题：人们在同情陶昕然时，到底在同情谁？

在那些感慨的评论之中，他们又把陶昕然和安陵容这个符号划上了等号。

那到底是陶昕然走不出那个角色，还是看客们不愿意安小鸟飞出那个命运的鸟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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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看到一位博客创作者在关于页面写的一句话：

我一直很矛盾，一边想在网络上虚构一个我，一边又想将真实的自己放在网上。

安静角落

我会将这个“虚构的我”看作是“角色”。角色的意义不是“我在扮演谁”，而是“我希望你认为我是谁”。这大概也是我非常厌恶现代流量小生演技的问题——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演技可言，而是在扮演粉丝金主们最爱的那个“人”。所以我会觉得角色和戏是完全割裂的两套系统，剧情管剧情的推进，而演员就是演员自己，比如“粉底液将军”或是“硬刘海军人”。

但问题是，“真实的自己”是不是本身也是一种“角色”？是自己努力想要表现出所谓“真实的自己”。比如我很难向人解释，我在写博客时，到底是不是在做一个真实的自己。纵使我在博客的诸多文章里，非常冷漠旁观地拆解过自己的童年、经历、想法，我也在尽量避免用大段借用他人的背书，来总结我对世界的看法，但“我”依然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可以被人喜欢，可以被人认为是“一种智性符号”，但也可以被人看不惯。

于是，“虚构的我”和“真实的我”出现了重叠和分裂。虚构的部分既可以反映自己的真实，而真实的部分也可以被别人一口咬定就是虚构的。直到人们自己也混淆了这两个“自己”——这个时候，我往往会建议别人再抽出一个第三视角，不是拍电影时的导演，而是一只躲在拍摄场地横梁上、没人发现的老鼠的视角——“谁在期待你成为谁”，以及“你在期待你成为谁”。

这或许很抽象，但它可以具体到像是在穿脱一件衣服。

举个例子：以前我们在做话剧疗愈时，分析过这样的案例。一个银行职员，每天在银行，无论是面对客户还是领导，都尽量让自己保持卑躬屈膝的人设。久而久之，她在现实生活中也变成了这样的人。每一段关系都像是当事人会在最后一刻，用手指点下评价按钮一样。她非常担心自己的某些行为会导致别人对自己的差评。以至于她的这种小心翼翼，也开始让身边的朋友觉得她有了距离感，甚至认为她对情感不够“真心”。而她的出发点很简单：我不希望身边的人因为我生气。

“你在现实中，也是一个银行职员吗？”

“我觉得我不是，我也尽量避免。”

“那你允许别人为现实的你打差评吗？”

“我不想，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是现实有评分按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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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陶昕然的“安陵容”标签，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观众将她与之划上了等号；而现实的部分，就是我昨晚看到她在得知自己全场最低票选时，仍然努力地保持微笑，就像剧中的安陵容在每一次失望时的自嘲与释怀一样。我不太清楚这到底是她的性格使然、还是观众期待，让她克制住自己的情感，而被裹挟进了一副皮囊之中。

而银行职员，更像当她穿上那件银行工作服时，必须保持微笑、礼貌，任凭他人朝自己发泄不满。但在她本该脱下衣服、做回自己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的衣服下面早已经不存在那个所谓的“自己”了。

我在《认知束缚》的内容里有过这一章节的描述：

• 首先，你需要意识到自己是否有这样一件，穿上就需要扮演某种“人设”的“衣服”；
• 其次，这件“衣服”能不能被脱下来？
  • 还能穿脱自如，那你在某处做了“孙子”，就应该在另一处做“老子”，来平衡这种能量。比如银行职员长时间卑躬屈膝的身份，在现实里，她应该为自己找到一个可以发泄和评价他人的机会。得先学会释放能量，再来考虑是否存在“踢猫效应”。
  • 这件衣服穿上了就不想脱下来。那就搞清楚“为什么”？这不是对错问题，而是给自己找到一种有意识地、更舒服地穿着衣服的状态。
  • 脱不下来。那就考虑脱不下来的后果是什么，若能承受，那就接受。
  • 我觉得挺好。那就挺好。
• 当“衣服”和“肉”长在一起时，想要撕开它并不意味着是一件好事，很有可能会让自己备受折磨，甚至在衣服之下，原本的肉早已不存在。

所以，在此之前，在选择“人设”之前也需要考虑清楚代价为何。就拿我自己举例，我把博客作为创作能量的宣泄口，这种能量包含我的攻击性、我厌恶的情绪化、我需要缓解存在性的焦虑感。这是“真实”的部分，但这样的宣泄必然会导致一些人的不理解和不接受，甚至觉得被冒犯，那我是否要考虑这群人的“感受”？而我一旦考虑他们的“感受”而改变创作风格、内容，那我还是“真实”的吗？

搞清楚这些纠缠在一起的问题，最终得出的可能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结论：我写我想写的，所以无法让所有人喜欢；我写大家喜欢的，但我在杜撰一个虚假的自己。

既要又要的结果，就是什么都得不到——当然这样也不需要为得到之后付出相应的代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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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陶昕然是否无法脱下安陵容这件“衣服”，只有她自己清楚，而观众愿不愿意她脱下这件“衣服”，或许面临的就是观众不再记住她、不再喜欢她、觉得她除此之外不过如此的代价。

对我而言，我最害怕的是大家同情我，不是因为“陶昕然”，而是“安陵容”这个符号。

她不是安陵容，是陶昕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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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一个朋友问我的博客是否加入了广告联盟，我表示“我不太想搞这些”，于是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那怎么变现？

先不论这个问题，从感受层面而言，我个人如果看到谁的博客有广告，我会很反感，所以我自己也不想有；从功能层面而言，博客对我来说就是用来写作的，加太多无关紧要的功能，并不会帮助写作本身。

至于这个问题本身，倒是很值得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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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好前段时间，有位朋友在我博客的关于页面留言，洋洋洒洒好长一篇内容，大致提到了此前在简中博客圈发生的事情。一个博客主接了某云服务的推广服务，后来这个云服务跑路，博客主只是下架了链接，并在自己的频道说了句“不再推广与之相关的业务”，并没有人追讨他本人的责任，甚至还有人表示“他的态度值得点赞”。这件事在他看来是很难理解的，不过他自己也切换了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对不违背普世道德的事物，不赋予“正确与否”“对错与否”“是否应该”的道德判断，这更多是个人意志决定的。

我自打建立这个博客以来，就很少加入博客社群。我并没有经历过这个“云服务跑路”的具体事件，所以很难评估对方是否因此赚取了佣金，也不能揣测当事人的动机。

所以这件事我只能切换回我的视角来讨论——如果是我，我如果真的接了一个后来跑路的推广广告，这件事对我来说是“程序正义”相关的事情，它本身会成为我的内在死循环——说实话，我也没有解决方案，对很多人而言落袋为安的钱不可能再吐出来，因为契约已经完成，而服务商跑路跟我这个推广者之间也没有因果关系，我甚至可以利用这件事来抗辩自己也是受害者之一。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个“死循环”，为了避免这个最坏的结果发生，我一定不会接推广广告。

那博客怎么变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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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同样是前段时间，另一个博客创作者朋友也在私信问我：

我有一个好奇哈，刚看到你说在咖啡厅把后来几天的博客都写了，仿佛有很大的执念，每日都要有发。你的维生方式也和写作有关么？或是生活的一部分？

一方面是我觉得写东西是一种习惯，反正待在咖啡厅也没事儿干，不如就观察观察周围，完成一下这段时间留下的疑问；另一方面，我几乎很少在博客里提过我的职业，所以我在聊天里也回复了他：

另一方面当然也是需要维生，博客毕竟是我的一个展示窗口，会展示我的思考方式、生活经历。因为人生目标是写小说、写剧本，所以这种博客写作也是在平衡我花大量时间在感性世界进行创作。还有一些维生的角度，我会接一些付费咨询，帮人提供解决方案；贩卖经验；提供商业建议；提供不同的视角来处理职场、情感、婚姻相关的问题，如果有人看了我的文章，觉得我提供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他们认可的，也会来找我。

所以，硬要说博客有没有变现的需求，我必须承认有这方面的目的性，只是它没有作为一个广告发布窗口去不停地强化和提到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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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服务器的广告，和贩卖经验这两件事本质上也需要讨论相同的东西：贩卖怎样的商品、是否要对消费者负责，以及是否涉及道德争议与程序正义。

接云服务器的广告，服务商跑路是风险控制的一环，但并不是由推广者承担，更像是购买服务的消费者自行承担，这已经是这个行业墨守成规的游戏规则；

而我提供咨询服务，首先我得保证自己不会跑路。包括之前有朋友在 Telegram 私信我情感问题，我在切换女性视角后补完了他没看到的部分，他也只是回复了我一句“好吧”，就暂时消失了。但对我而言这也是一种回应，因为他在遇到问题之后还是会来继续询问我，而这个话题是否要继续、对他是否有压力，这是他自己评估的部分。

其次，我更希望我与个体的互动是针对“个人”，而不是一个批量化的“消费者”。举个例子，我如果带货一款生酮饮料，它确实会给我带来收益，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生酮；我一旦要赚取这样的佣金，就需要考虑平台性问题，我会在我的播客进行广告植入，而不是在博客这个我希望建立独立个体关系的平台。

赚取佣金是我跟广告投放商之间的契约关系，把东西卖到每个人手上，这是我作为中间商签署的契约关系；我虽然不是直接的供应商，但我是在以我自己的信誉作为背书签署契约。

这就是那位留言的朋友卡住的点——当事人作为中间人，到底该不该为以自己的信誉作为背书的契约负责？

我显然认为是需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是对的。因为我在以自己的信誉作为背书时会更加谨慎，所以在选品方面也会考虑自己的信誉受损的风险问题。

包括有人找到我想要进行咨询，首先也是需要对我这个人有基本的信任，这便是他人对我信誉的信任；我几乎不可能去强迫人家从主观感受上先信任我，再接受我提供的服务。就算是我接了云服务的广告，不信任我的人也会连带不信任这个品牌。

就例如前段时间，沃尔沃请了胡锡进来代言，人们对沃尔沃这个品牌的失望正是因为胡锡进这个代言人，而非品牌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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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了一圈，我其实也并不是在聊博客如何变现，而想表达：每个人在尝试变现之前，先想清楚这些交易背后是否需要以自己的信誉作为背书。既然要销售自己的信誉，也需要想清楚它有怎样的风险。

我再次强调，博客接不接广告，没有对错，对于我这种外人，这本就是“关我屁事”的事情。而一旦信誉受损，它又无法用一句“关你屁事”来抗辩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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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拓展一下，信誉变现并不仅仅是最后签署契约的部分，它会有不同的分层：

• 内容信誉（文章是否能引起他人的思考）；
• 人格信誉（创作者本人是否值得信任）；
• 商业信誉（契约关系本身是否值得信任）；

大多独立博客更偏向于构建第一层信誉，这也是我几乎不会在博客提到变现的核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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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一个高三的女学生，找学校门口的麻辣烫阿姨借手机，说自己要进行网上考试。这个阿姨本身就是做学生生意的，跟学生的关系也不错，就借给了她。然后这个女学生带着这个手机去作弊了，被发现之后，女学生就说，如果这个阿姨不把手机借给自己，自己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后来，女学生的家长去找了那个麻辣烫阿姨，百般羞辱对方，还导致阿姨下跪道歉。网络上一边倒地声讨这个奇葩家庭，认为这是现代的“农夫与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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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个善良的人，甚至会因为坚信“人性本恶”，在更多时候选择不相信他人。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程序正义”对我而言就变得尤为重要，至少我知道自己身处可控范围。

前段时间早起遛狗，在小区里遇到一个拿着手机寻求他人帮助的阿姨。她试图找人确认自己在手机上的信息，先是问了一个路过的年轻女性，对方并没有理会她。阿姨只能嘴里不停念叨着“哎呀，她没空，她没空”，又找到第二个上班族模样的女性，对方仍然无视她，快步离开。阿姨只能嘴里不停自言自语：“你看嘛，她也害怕，她也害怕。”路人几乎都无视这个拿着手机不停寻求帮助的阿姨。见我路过，她并没有来找我，因为我牵着两只狗，而且胡子拉碴的样子也不算什么好人——至少在那一刻，她大概觉得我才是那个“坏人”。

我并不能在当下推理出这个阿姨想要干什么，但那一刻我能识别她着急的情绪。只是其他人为什么无视她，也各有各的认知标准。

最近这些文章其实是我在构建了很大的逻辑框架之后依次呈现的。我必须先承认并尊重“人的动物性”，才开始讨论人根本没办法做到“客观”。因为人一旦进入客观环境，就会被他人的主观所利用——所以程序正义变成了最好的兜底条款。

举个例子：我恐飞的根本问题，并不是害怕这种交通工具，而是对人的不信任。机器的算法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飞行安全，但最终的控制权限仍然在人类手里。就算人类开着飞机俯冲坠地，算法也无法做出纠正。当恐惧层级从算法变成“人”时，不可控就会变得更加抽象。所以大量的符号恐惧、刻板偏见就会用最短的认知路径服务人的安全感——外国飞行员技术更好、日本航空操作更严谨、国内航班的安全性低于国际航班……

这些认知显然充满了大量的逻辑谬误，但它们能够最快地缓解恐惧感。这就是我前几天提到的“恐惧得越抽象，恐惧就越难被解决”，除非它可以被快速具象化成一个具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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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但面对人性底层的情感代码，理性只会徒增更多的内耗——“善良”就是我最不能用理性进行拆解和分析的代码之一。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个新闻，就算所有人都觉得问题所在，但这个家庭就是教育出了一个匹配其合理性的孩子，他们会对自己的不善良付出代价吗？显然不能，因为如果他们真的付出了代价，而这个代价还需要找到更多的“责任人”，她被网暴了、她辍学了、她也被要求下跪给阿姨道歉……

理性很难分析善良，是因为人性的底层代码，必然会让不善良的代价变成以恶制恶的循环游戏。因为最初的恶果或许是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的真相——善良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是它的试错成本太高，甚至可以毁掉一个人的所有信任。（这里需要再次“感谢”一下南京彭宇案的王浩法官）

当善良的代价远超过不善良的代价时，人们所恐惧的不再是具体的人或事，而是不信任崩塌带来的抽象混沌——我理解那些不相信拿着手机试图寻求帮助的阿姨的人，这不是阿姨这个个体造成的，而是社会层面的集体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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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不是一种“放弃吧”的倡导，而是当你意识到黑暗存在时，那些光明的部分你才会格外珍惜。比如我记录在频道里的一则经历：

今天原来是元宵节，小区里很多小孩在违规放炮，反正理由都是大过年的、是个孩子、图个热闹。不过我也见到了较真的，一个年轻女孩子，大概是被鞭炮吓到了，跟放炮孩子的家长吵起来了，但是这个指责小孩子的人太「理性」了，她在跟孩子家长理论规则层面的事情，一男一女当然仗着自己「有理」，完全耍无赖嘲讽女孩子大惊小怪。我遛狗路过，小孩子又故意扔了一个鞭炮吓女孩子，也吓到了两只狗，见女孩子都快哭了，我帮她说了一句：「这种事你教育孩子没用。」

然后我对着那个家长说了一句：「孩子没家教，是你们也没家教吗？」

孩子家长懵了，女孩见有人帮她，也学到了精髓，带着哭腔说：「对啊，孩子生出来只养不教的吗？」家长见有人帮对方，本来想继续发癫，结果看到我把遛狗时的甩棍扛在肩上，朝着他们露出诡异的笑容，男的大概是评估了一下，抱着自己的孩子让女的跟着他走了。

最后，年轻女孩含着眼泪蹲着跟两只狗互动，一个劲儿地说谢谢。

#杀人犯在没杀人之前还是会做点好事的｜莫比乌斯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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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下，我的人性一定经不起善良的测试，但我可以尽我之力，用自己的“暴力的善良”？去帮助别人避免内耗吧。

当然，不善良的部分，是我很会利用别人的对内攻击，进行长时间的内耗。

至于这个社会什么时候会好起来，等通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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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性规律的“结论”，但有时候它会非常深刻地影响大家对于某一类型人的判断。既然人很难做到客观地看待世界，一定会存在这种刻板偏见，那不如今天就顺着这个“结论”聊下去。

先需要“阳谋”地说一句：这篇文章所涉及的当事人是我跟我老婆的朋友，而这位朋友和他的男友曾经也会看我的博客（当然我相信这个文化人是看不上我的）。如果他正好看到了这篇文章，且认为我正在阴阳他，那我必须承认“我真的就是在阴阳他”，所以如果他将我的微信好友删除了，我是非常能理解的。

妈的，先把人家的退路堵死——这算不算丑人多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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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是：我的朋友 A 是经我们介绍认识的朋友 B，他们俩都是 Gay，朋友 B 有一段固定关系。

介绍他们认识之后，就由他们自己去发展友谊。朋友 A 是一个经历更为丰富的人，他是精神西班牙人（哦，现在是精神古巴人），然后在德国工作时得了中度抑郁症，回国后算是出去见过世界的人；而朋友 B 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我不知道他研究生有没有毕业，但他会将这个身份作为自己在这个圈子里的独特标签。

他们建立友谊后，朋友 A 试着开始带朋友 B 去上海的各种交际圈参加活动，所以渐渐的，朋友 B 也认识了一些人脉，并仍然坚持自己的“文化人”标签。后来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朋友 A 描述，朋友 B 认识了一个新的还不错的“资源 C”，朋友 A 是个工作狂，觉得跟这位“资源 C”可能有合作机会，就希望朋友 B 将他的联系方式推荐给自己，但朋友 B 表现出尴尬，声称自己已经被对方删除。哪知道朋友 A 最后还是得到了“资源 C”的联系方式，两人还为此吐槽了一番。（当然这件事不能完全断定真实性，因为无法验证是否 C 真的在当下删除 B，而不是 B 不愿意推荐资源）

再后来，朋友 A 和 B 之间常常因为一些观念问题发生过不小的争执，都想说服对方自己的观点才是正确的。再后来，两人就因此不愉快地结束了友谊。于是朋友 B 在外开始散播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是朋友 A 喜欢他所以求而不得才这样“破防”。

当然，上海的人际关系，特别还是 Gay 圈的文化如何，大家都各有各的玩法和体会，所以很难说这件事到底有什么对与错。只是朋友 B 为了这个身份标签，开始上各种播客讲述这段“感情史”，朋友 A 用了一个精准的评价结束这段人际关系：丑人多作怪。（确实 A 的形象比 B 更具他们圈子所谓的“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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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我跟朋友 A 更熟悉，所以我是认可这个结论的，因此我也好好思考了一下，我有这种不客观的评价，问题到底发生在了哪里？

首先，这句话有两件事是完全没有标准的：一是什么样的人是“丑人”，二是怎样才算是“作怪”。我必须承认，人的动物本能是喜欢更好看的、更具性张力的事物，因为这是人类对于美最基本的符号认知。一个可爱的小孩在电梯里嗲声嗲气地问漂亮的妈妈“今晚吃什么”；和一个挂着鼻涕泡坐在电梯角落用手里的小汽车砸电梯轿厢，而他的奶奶并未阻止，手里的抖音还在最大音量地循环播放“你别笑”的洗脑视频——你对谁的忍耐度更高？

“丑人”这件事的影响因素太多，可能是单纯的不好看，也可能是对方身上有大量的厌恶符号——“丑”只是最廉价、最易传播的标签载体。

其次，这套逻辑链如果反过来呢？正是因为一个人做了让人反感的事情，他是否就被贴上了“丑人”的标签。我对于插队这种行为非常难以容忍，因为它是直接破坏程序正义的行为——就算再漂亮的人插队，我对对方的评价仍然是“心比皮丑的玩意儿”。（当然，这里需要分清楚是对事不对人，还是因事对人）

再次，“作怪”的行为也非常的主观，别人做了怎样的行为对你来说是在做怪，这件事也跟厌恶的符号挂钩。就像有些人讨厌我的观点，会认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一样。“作怪”这个主观评价几乎可以覆盖后续所有客观的部分，这是人的本能与保护机制，除非当事人自我意识到，否则他就是一套“能跑起来就无需修改的程序”。

说这么多，其实我压根儿就没有在解释“为什么丑人多作怪”，因为这个结论之所以成立，就是因为这是每个人已经存在的心理标准，喜欢的人做什么都可以，而不喜欢的人长得再漂亮不过就是个作怪的丑人。所以比起拆解这个结论的内在逻辑，不如好好想想，那些被你归为“丑人多作怪”的人，你到底在讨厌他们什么——说不定最后你会发现，你其实讨厌的某个样子的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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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是一个很反对用“他就是这样的人”去评价一个人，但在实操过程中，这句话确实可以避免很多人因别人而产生的内耗。比如当无法正义制裁那些插队的丑人时，有可能会翻来覆去地想我当初为什么无法站出来。

与其这样，不如就坚信“丑人多作怪”的定义，用它去定义那些你懒得纠结、懒得争执、甚至懒得搭理的人或事——当然，这种阿 Q 精神又很容易被人拆穿——比如我这种会强迫对方自证“你有什么资格讨厌别人”的人。

所以核心还是那句话：讨厌一个人，那就大方承认，没有必要背地里讨厌，表面又要做着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事情——这世上不可能所有人都会喜欢你，更何况你也不可能喜欢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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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攻击的点：

“你不就是在用丑人多作怪这种方式证明自己清醒、证明自己做得对吗？”

“对啊，怎么了？你人丑还不作不来怪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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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教育里，有一句浓缩为经典的话：不做扫兴的父母。其基本原则就是把“否定性评价”转变为“支持性共情”。比如孩子玩泥巴，很多家长会认为不卫生而呵斥孩子，但如果把孩子玩泥巴视为一种艺术和创造力的游戏呢？

虽然我没有孩子，但接触过很多客户，了解过他们的亲子教育。特别是我自己又养狗之后，养狗和养（6 岁前的）孩子几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没有冒犯的意思），家长要提供的也是陪伴、错误纠正和情感表达。

举个例子：

很多人说柴犬有洁癖，我发现这件事其实绕了几个弯。

首先说，其实动物，特别是柴犬这种原始犬种，原本就是用来狩猎的猎犬，它们的生物本能里根本没有洁癖这个概念。但是很多人在介绍柴犬时，都会说它们很洁癖，比如会特地绕开水坑走，是因为它们不喜欢把自己的脚沾湿。

好，这是原始的表象，那绕的几个弯是：

• 柴犬很敏感，特别是对声音、主人的声调，甚至是情绪都非常敏感；
• 柴犬很厌恶高频的、尖锐的，或是轰鸣的声音。其实不仅仅是柴犬，所有耳郭较大的动物，因为能够听到的声音更清楚，所以都会厌恶这样的声响；
• 犬只是可以接受被训练的，训练的方法是行为上的引导。

我们现在构建一个场景，一只被主人牵着散步的柴犬，差点踏进一个水坑，这个时候主人开始惊叫抱怨，给柴犬传达你不要踩水、水坑很脏巴拉巴拉，柴犬不会理解意思，只会将自己的行为和主人的「异常」联系起来：哦，原来我如果踩水坑，主人就会有异常的情绪反馈。经过几次之后，柴犬就开始尽量避免踩水坑，甚至出现强迫症式的躲避水坑的主动行为。

于是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反推的路径：狗的强迫性行为或异常行为，背后一定会勾连一个主人的行为。而这个模型，就是原生家庭对孩子行为影响的模型，真的一模一样。

#狗除了不会说话和智力最多停在 6 岁，其他和养孩子没有区别｜莫比乌斯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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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暂时不聊亲子教育，聊一个可能更“冒犯”的场景。

早上遛完狗，在电梯里遇到一对中年夫妻，男性表现出对两只狗的喜欢，一直在电梯里远远地站着逗狗，并询问我关于柴犬的科普。女性则兴趣不大，并不想参与话题。在他们要下电梯前，男性对着两只狗发出了“握手”的指令，结果他被妻子打了一下，并被严厉地训斥：“不要发疯！”

那一瞬间，我像是看到了一个母亲在呵斥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又是一个值得饶好几个弯的事情。

• 男性为什么在女性面前会变得“幼稚”？
• 女性为什么会认为男性有时候很像自己的“孩子”？
• 以及，亲密关系里，女性如果被视为母亲符号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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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至死是少年”这句话并不是以偏概全。从心理学角度讲，男性大脑中与快乐记忆密切相关的区域在成年后仍会保持较高的活跃度，这使得男性更容易对童年的事物、玩具产生持久的情感依附。

另一个角度是，男性在进入“安全区域”时，会暂时关闭“生存模式”，回退到更“幼稚”的状态。大部分时候，特别是在职场，男性的竞争意识是本能的一部分，启动“生存模式”意味着他们需要时刻警惕、保持理性，应对其他雄性动物的竞争（获得异性同事的青睐也是雄竞的一部分）。而当他们回到亲密关系里，知道对方不会伤害自己，所以会暂时卸下防备，像孩子一样开玩笑、戏弄对方、进入游戏世界等等。

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亲密关系里的女性都能接受自己的另一半是“幼稚”的。特别是在排卵期这样雌性激素水平较高的时期，她们更偏爱孔武有力的男性特质，“幼稚”的另一半反而会让她们觉得烦躁。

这里不得不感慨一句，Gay 之间的“幼稚”几乎不会被泼冷水，因为他们非常理解彼此；但是 Les 之间很难完全、持续地保持男性特质。

一旦女性对另一半表达对“幼稚”的厌恶，就会导致男性觉得自己原本安全的区域也不再安全，从而完全进入一种防御模式。最常见的，就是有时候在车库看到那些下班回家，躲在车上听歌、刷短视频不肯回家的中年男性。因为表达脆弱、回退到“安全退化”的状态，对他们而言也不再安全。而丈夫长期的缺位，又会恶性循环地加剧女性对男性不负责任的指控。

这是一个天然的感性断层问题。特别是在女性因激素影响，希望男性具备更多男性特质的时候，而男性则因为认同亲密关系的安全性，而变得更加“幼稚”。

所以一些女性会觉得自己的另一半有时候像个“孩子”，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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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层级，就是亲密关系开始朝向“不健康”的部分发展——亲密关系变成了“亲子关系”。

首先需要强调，这无关“恋母情结”，而是一种“熟悉感”。母亲是一个男性最早接触的女性，也是童年时期相处时间最长的女性。所以母亲这个符号往往会与熟悉感挂钩，特别是母亲如何面对自己的丈夫、如何处理自己的人际关系，都会在之后成为男性对女性的一种熟悉感。

比如，在母亲更强势的家庭里，母亲几乎包办了家里所有人的决定权，那么这个孩子在成年之后也会更倾向于寻找一个能够帮自己做决定的另一半；反之，也有人会选择反抗这样的母亲。他可能会找到一个“相反”的人，但当他无法与自己的母亲进行对抗时，就会把这种反抗的能量发泄在另一半身上，从而形成共生的虐恋关系。

我见过最经典的案例，就是男性反抗自己的母亲，女性也反抗自己的母亲。他们的母亲本质上是一类人：控制欲、道德绑架、以伤害最亲的人来获得掌控感。当他们凑在一起时，男性将反抗母亲的能量发泄在另一半身上，而女性则以最熟悉的母亲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另一半。彼此又刚好耦合成了“母亲与儿子”的病态关系。当然，这或许也是一种瞌睡遇到枕头的“幸福”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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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了一圈，回到我早上遭遇的那个场景，我能感觉到那个想要与狗互动的男性最终的落魄。也或许他早就习惯了这样被当成孩子一样的打压，但他至少还没有放弃表达自己对其他事物的好奇与热爱，只是少了一个可以分享喜悦的人罢了——也或许能够分享喜悦的人、能够包容他幼稚的人，不是此时此刻那个扫兴的“妈妈”。

好了，又解决了一个问题：男人为什么会出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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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攻击这篇文章？

• 以偏概全：莫比乌斯在以偏概全认为亲密关系最终都会变成“亲子关系”！
• 挑动对立：莫比乌斯在讽刺女性破坏亲密关系！
• 质疑动机：莫比乌斯在为男性出轨找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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